汉代家庭继承制度的社会史考察

汉代家庭的形态无疑与家庭继承制度有很大关系。在诸子均分家产的继承制度下,汉代形成了以个体小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与父母或未成年弟妹"同居"的家庭,已婚兄弟同居及数世同居的大家庭为数极少。争讼与让财是汉代家产继承中两种相对的现象。宗族亲戚和乡里在家产继承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在家庭财产继承关系上,公权力的干预让位给了乡里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社会是一个乡里社会。在家庭继承关系上,汉代家庭女性虽具有一定的继承权,但女性的继承权还是受到限制。宗祧继承的观念对汉代家庭继承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浅论两汉时期的诸子百家学

过去研究汉代思想史的学者们往往对汉代经学史强调有余 ,而忽视了对诸子学的研究。殊不知诸子学在汉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很重要 ,所以弄清楚汉代诸子学的情况 ,无疑可以弥补两汉思想史研究中的某些薄弱环节。     

浅论汉代诸子学与经学的界限

辨析了汉代诸子学的发展源流,证明诸子学是汉代学术文化的一种主要文化现象,同时又对诸子学与经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诸子学与经学存在一种互通并存的状态,这实际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多元化并存的一个缩影的体现。     

试论司马迁的“舒其愤”说

司马迁的＂舒其情＂说，是继承并发展了楚骚美学传统，也是我国美学发展史上最早与儒家传统的＂中和＂美学思想相抗衡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产生，渊源于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批判和继承，同时有着和屈原同样的悲惨命运，并同其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有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舒其愤＂说的提出，见于《报任安书＂上。他的实践就是《史记》。     

“善事父母”的传统孝道及其现代转型

＂善事父母＂是传统孝道的价值核心,包含＂孝心＂、＂孝行＂和＂孝法＂等道德要求。其根本缺陷是轻视以至忽视子女的正常要求和发展,由此而产生＂善事父母＂与＂善待子女＂相悖的道德悖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伦理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继承＂善事父母＂传统孝道的合理精神,彰显其现代价值,把＂善事父母＂与＂善待子女＂统一起来,是当代中国家庭道德建设领域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论高职国学教育传承诸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哲学最辉煌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现在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诸子百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高职诸子名篇的教学中,传承先哲们的管理与人生之道,体悟儒、道、法、墨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构筑＂仁、义、礼、智、信＂等企业文化内涵,使高职学生受到诸子人本思想和智慧的启迪,让他们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价值观,是高职国学教学的出发点,也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所在。     

荀子分思想探析

荀子在批判继承诸子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而分思想是荀子的创新。分思想不仅是荀子礼学研究的主线,也是荀子思想的经脉。从＂天人之分＂到＂性伪之分＂、＂礼之分＂,是破与立的逻辑发展过程,是＂由分而一＂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分＂的最终目的就是＂合＂,＂天人之分＂、＂天人相谐＂、＂天人合一＂,这就是荀子分思想的逻辑终结。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汉书·艺文志》之“小说”的由来和观念实质

正确理解汉代小说观念的关键在于把握其产生和存在的文化背景。《汉书·艺文志》本着书目分类的需要,借用先秦出现的“小说”一词,来概括以阐述某种学说为目的的一类文章。先秦的“小说”一词是单音节词“小”与“说”的偶然组合,诸子用它来称呼自己看不起的学说。汉代小说家著录的作品,就是陈述学说来干谒统治者,谋取官爵禄利,作者身份就是相当于先秦诸子身份的汉代方士或者儒生。     

论贾谊《新书》中的正名方法

名实关系受到先秦诸子异乎寻常的重视,并形成了丰富的正名理论,在汉代有重大影响.贾谊对正名方法的广泛应用,反映出正名思想在汉代发展的一个特征.     

敦煌张氏归义军及西汉金山国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探究

收复瓜沙后建立的张氏归义军地方政权奉唐为正朔,不断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第二代实际统治者张淮深为巩固权力,曾对唐朝廷的封赏充满期待。至第三代张承奉时,于唐朝灭亡的特殊情势下,建立了西汉金山国政权。该政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僭越性,但一定意义上又与中原王朝根脉相连,是中原王朝在河西地区力量的延续和汉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载体。     

论汉代婚姻礼法的伦理教化功能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推动法律儒家化进程,对儒家伦理进行推广和贯彻便成为封建统治集团法制建设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为核心的婚姻礼法率先承担起传承儒家伦理的重任,从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到实质要件都严格贯彻儒家伦理道德,最终为儒家化的封建法律秩序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对儒家伦理进行宣传和推广、对违反儒家伦理的行为进行惩治的伦理教化功能可以说是汉代婚姻礼法的主要功能追求。     

和谐社会中亲子关系的构建

针对社会转型期,家庭亲子关系疏远和“孝亲”观念淡化的问题,分析了亲子关系淡化的影响因素,即社会深刻变革、家庭文化氛围及家长自身素质等。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应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同时也应着眼于传统伦理的批判、继承和光大,促进和谐社会中亲子关系的构建。     

汉代张安世家族兴盛考

张安世家族是汉代众多的官宦世家之一,自张安世受封富平侯始,传国八世,历经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这在两汉时期极为少见。据文献记载,张安世死后极尽哀荣,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近年来相关的考古发现有幸使这一史实得以印证。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了张安世的家族墓,出土铜车马器、铜礼乐器、玉器、封泥等大量文物,而其墓园形制规格极高。这一发现也证实了张安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张安世家族之所以能长久不衰、持续发展,绝非偶然。张氏家族良好的家风及坚定的政治立场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紧跟时代潮流使家族逐步儒家化体现其与时俱进、吐故纳新的发展特点;与当权者及皇室的婚姻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宗族团结使其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等主客观因素造就了一个两汉时期的世家大族。     

马致远《汉宫秋》与咏史诗

马致远在创作《汉宫秋》时,对古今诗人的咏史诗有所袭用、借用、化用,从而受到咏史诗创作技巧、创作思路的影响。《汉宫秋》将诗歌与戏剧两种文体打通,使之互融,而《汉宫秋》至可视为以戏剧之框架写就的长篇咏史诗。     

从《说文》所收《诗经》用字谈许慎《诗》学——以“从女”字为例

汉代《诗》学的今古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这是由《诗》文本传承的历史状态决定的。检诸古文字材料,《毛诗》文本中亦有不少从女字,很可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许慎《诗》学既宗《毛诗》,亦取三家诗之说,这不仅源自于许慎的学术渊源,还与许慎强烈的文字本借意识和模糊的文字今古认识有关,也与《诗》学和小学的复杂关系有关。     

说“禄养”——关于汉代官员养亲问题的考察

"禄养"是指官员以俸禄孝养父母。两汉时期,人们对禄养行孝的养亲方式非常崇尚,即使是那些淡泊名利的志节之士,在身处无力养亲的现实困窘时,有时也会迫不得已而放下身段,入仕求禄以求养亲。但是由于俸禄微薄,对于不少中低级官员来说,以禄养亲依然不易。不少官员为了便于行孝,往往会想方设法将父母迎接至就职地,此即"移亲就养"。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移亲就养并不容易实现,故有些官员不惜放弃官职以归乡终养。汉代已将"养亲"纳入官员的考核机制之中,但是总体而言,其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仍显粗疏。     

从“懿筐”到“桑笼”:汉人审美情趣的变化与求新

汉人对桑女采桑活动的描绘,在诗歌和绘画的层面上已经呈现出一种超越于一般生活的唯美意义的艺术追求与艺术创作。“桑笼”虽小,但其小巧而精美的造型与刻画,从一个侧面表现和反映了两汉时期独特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的生成,显示出汉人在继承前代审美传统基础上的变化与求新。其生活基础是汉代家族生活和庄园经济,而其艺术基础,则是与之相适应的汉代“庄园艺术”。是汉代“庄园艺术”之乖巧、灵动与精美的艺术特点与艺术追求,给予了这种审美情趣以新鲜的活力和生存的根基。     

双峰插云姿态各异——韩柳散文创作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树"文以明道"的旗帜,韩以道统自居,而柳虽崇儒,却出入佛道。两人著文都是"不平之鸣",注重文章抒情。韩愈不平既指个人遭际,也指国家命运;柳宗元出言多讽。他们艺术风格也不同,韩文雄奇壮大,柳文缜密峻洁。     

三家《诗》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探析

汉代三家《诗》在继承先秦《诗》论的基础上，用各自独特的《诗》说方式，实践和发展着先秦文论思想，并与汉代的整个文论融为一体。在中国传统文论体系的建构中发挥着自已的作用。它在我国传统文论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都最终影响到了传统文论的定型，都是在文论发展吏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