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礼记》崇高之“畏”及其认知困境

作为儒家面向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叙事的持续性情感生成,《礼记》顺天守时的天命之"畏"是人对自身现实生存境遇的警觉与关注,其德性至上的至善之"畏"是儒家重建合"礼"秩序并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德性认知过程,其"天人合一"的崇高之"畏"是在"圣王"与"天"同构基础上对儒家通过识"礼"追问终极意义、达至即凡而圣并"与天地参"的形上表达。意志化主观叙事和表象化"复礼"实践表征着《礼记》中儒家至德至善之崇高理想与崇高之"畏"的乌托邦特性,"圣王"理想对于主体实践而言只能被体验为一种悲怆而崇高的道德情怀,其崇高仅在于它占据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位置。     

《左传》、《礼记》“礼制”合异考

"春秋三传"惟《左传》最善于"礼"。《左传》中记录了大量行于春秋时期的礼制实例,故前人研究先秦礼制,多将其与礼书互证。《礼记》作为"三礼"之一,亦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先秦礼制。通过对《左传》与《礼记》中"礼制"的合异探析及举例论证,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哪些礼制是属于春秋时期或更早之前的周礼,哪些又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的"变礼",甚至于是后儒"整齐划一""增饰附益"的理想礼制。     

王夫之对礼的本质的阐释

王夫之把理学融入对《礼记》的阐释中,把理作为礼的根据,认为理是一切流行变化之体,礼是理的具体化、仪文化;礼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仪节,更是天理人情、中和化育之德的显现。在对制礼原理的阐释中．王夫之认为人是天的最高造就品。天理和人情同源异用,始终把根据天理来制定礼乐,用礼乐来调节人情以达致天理作为根本着眼点。在对待古礼上,王夫之吸收了朱熹的观点,主张在固守大经大法的前提下允许枝节处损益趋时;对古礼不轻易改变,也不拘泥死守。王夫之的阐释使礼具有了更浓烈的人文色彩。     

《礼记》和谐生态哲学

《礼记》和谐生态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礼记》从宇宙高度以"礼"作为世界万物和谐共生的基础,其基本概念是"和而不同",它是保障生物多样性、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基本前提。《礼记》以人为基点来保证万物和谐共生的基本观念是"仁爱",不仅"爱人",还要"爱物",是"合敬同爱"、普爱众生。《礼记》处于国计民生的长远利益考虑,要求人们对一切资源要"取之有度,用之以时",适时发展农业,这是一种对动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进而确保可持续发展的良好举措。《礼记》所赋有的和谐生态哲学思想对于当代人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与整体和谐现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与思想价值

清代学者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是清代《大戴礼记》最重要的新疏之一。其解经方法集中在广收异本、校勘文字,读破假借、释义简明,考辨史实、详解制度等三方面,为《大戴礼记》提供了简明易读的读本。其思想成就则体现在"缘情制礼,上下不援"的礼制观、"外内合一,勿虑难治"的修养观、"进贤退不肖,损益因时"的治国观、"阴阳化成,质疑灾异"的自然观四方面,特别是开启了清代礼学"以礼代理"转折的先河。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下）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以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礼记》成语中的礼文化试探

《礼记》是一部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语言精练,其中许多经典语句已转化为成语。《礼记》中的成语虽在其篇目中分布不均,但其数量可观,《礼记》中蕴藏的礼文化通过成语这一特殊载体得以延续至今。通过《礼记》中这些体现礼文化的成语,我们既能了解先人对礼的认识,以及先人在生活中对礼的践行,也能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丰富精神生活。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试论中国传统建筑的“礼乐精神”

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理念主要受到“礼乐精神”的影响 ,表现在择中立城与礼制观念、诗意的庭院、宜人的尺度等方面 ,而礼乐精神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今天 ,我们应发掘这些传统的优秀文化精神 ,努力用今天的手段实现“天人合一”、“人文主义”、“礼乐互补”,以满足新的人民生活需求。     

试论金长生礼学思想的特点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重建社会伦理纲常,金长生毕生致力于礼的完善。金长生的礼学以人性论为依据,重视人自身的修养;其礼学以《朱子家礼》为中心,尤其重视丧礼和祭礼;他认为礼的功能就是维护正统秩序。     

竹林名士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

嵇康与阮籍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以放任狂诞的人格姿态反抗虚伪礼法对人性的戕害。相比之下,嵇康洁身自好、愤世嫉俗,而阮籍则随波逐流、和光同尘。将两人合观,我们可以对庄学"自然"范畴在主体性层面的内涵的二重性获得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解。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礼藏于乐:礼乐文化的形态原型

礼的形态原型来源于乐。远古时代“事神人之事”的表现形态是“乐”而不是“礼”,上古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礼”的存在是以“乐”的形式出现的,“礼”、“乐”实为一体,“礼”藏于“乐”。真正“礼”观念的出现,是从“礼节”和“仪节”开始自乐舞中分化出来开始的,并且这种分化又开始于人们对神灵态度的变化。从以乐舞降神到以乐舞祭神的转变,使原来融合在乐舞中的“礼节”和“仪节”逐步分化成为事神仪式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元素,同乐舞一起构成整个事神仪式。礼乐关系也已开始从“礼藏于乐”的融合状态转向礼、乐独立,共同服务于事神礼仪的并列状态,“礼”观念、意识逐渐形成。     

成人礼的类型与特征

成人礼,又叫成年礼、成丁礼、入社式等,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原始民族和比较落后的民族都曾实行过的一种传统仪式,其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各不相同,但对象都是即将进入成年人行列的青年男女,目的都是以此表明他们从此以后就不再是孩子,而是大人了。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成人礼,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标志型、教导型、考验型和象征型。其共有的特征主要有:限定年龄、广泛性、民族特色明显、主要功能是标志“成人”等。     

《海华沙之歌》与通过仪式

英雄被巨鱼吞噬后脱险的主题具有普世性,它保留着成年礼的痕迹。英雄离去-历险-回归的主题群与分离-阈限-聚合的通过仪式的过程相对应。成年礼是最重要的通过仪式之一。而在《海华沙之歌》的"海华沙捕鱼"这一叙事片段中,不仅出现了离去-历险-回归的主题群,而且重点叙述了海华沙被大鲟吞噬后脱险的经历。从这两个方面可以肯定,这一叙事片段保留了成年礼的痕迹。海华沙捕鱼的故事由朗费罗创造性地重构印第安神话传说中麦尼博兹霍捕鱼的故事而来,该故事所携带的仪式因子依然留存在重构后的故事中,这说明神话传说与宗教仪式之间的联系是根深蒂固的。     

绝地天通:上古社会巫觋政治的隐喻剖析

“绝地天通”是中国上古社会信仰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原初社会普泛性的巫术文化因此转变为以祖先崇拜为代表的宗教祭司文化,巫师沟通神人的权力最终为帝王所独占。“绝地天通”是巫术向宗教演变的一个隐喻说法。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