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性智慧的不同文化情境

诗性智慧标志着一个族群和人类整体的最高智慧,也标志着最高生存品质和历史品质。中西不同的生命倾向,伴随着不同的历史方向和文化品质,也决定了中西诗性智慧的差异。中国诗性智慧以小农意识的文化传统为基础,注重自利性、实用性和非自由性文化产生的诗性智慧受到现实的强大压制。西方诗性智慧更多地追随着灵魂和自由的思考,追求生命尊严与历史精神相融合的诗性。诗性智慧的四个核心问题是:艺术品质:诗性智慧是通过想象性、浪漫性和虚构性来创造生命的美;自由品质:诗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生命的自由性和想象性结合一体的纯粹性;正义品质:诗性智慧表达了某种历史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对人类自由的追求就是正义的要求,就要有正义与邪恶之分;灵魂品质:诗性来自敬畏生命,生命是有灵魂的躯体,诗性是生命要求和生命本质。     

维柯“诗性法律”阐释的原创性及其现实启示

维柯的"诗性法律"阐释表现为思想领域、研究方法、法律观的"三重原创性",由此窥见一种遍布世界各民族中的人性光辉,维柯用诗性的语言预演了人类"现代大同世界(modern world of nations)的历程"。"诗性法律"通过阐释诗性智慧揭示了人类文化结构中最本质最优秀的文化因子,它给予我们一定的现实启示:一是中国社会调整机制需要诗性的文化亲和力和文化创造力;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借鉴诗性文化传统提升其价值和谐度;三是在构筑"后发型"、"追赶型"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大厦中,需要民族习惯法的诗性文化元素和传统智慧的支撑。     

论现代小说的诗性叙事

文学理应创造具有“异在性”的“诗意的世界”,因而一些现代小说家追求叙事的诗性。诗性叙事主要表现为:以感觉化的语言建立与现代工具理性相反的“感性秩序”;创造有着深刻寓意同时形象又十分饱满鲜活的“诗体寓言”;将情节、立意的模糊含混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段,期待在读者的阅读阐释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     

民族习惯法民间文本与原生态诗性文化——以西部神话史诗为例

口述神话史诗是早期习惯法的传承手段和文本载体,这些以诗歌表现的古代法,充满着苗族、土家族、藏族等先民创造、想象、虔诚的诗性智慧,这种崇高的诗性智慧品格对我们已经变得精明世故的现代人而言,将是永远值得自我现照的镜鉴.原生态是习惯法的外部形式特征,诗性智慧是习惯法的内部结构特征,而原生态诗性文化则是沟通神话史诗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桥梁,它们是“诗中有法、法中有诗”以及“水乳交融”的关系.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原生态和诗性的阐释与发掘将对我国立法实践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江南诗性文化研究方法的建构与探索历程

只要能够证明主体中有一种同时兼备理性反思与诗性直观的生命机能,就可以解决一直困扰西方的“灰色理论”自身的“澄明”问题。与西方哲学主要通过概念劳动和逻辑批判不同,以人类的诗性智慧为思维机制、以中国诗性文化为历史社会背景、以中国诗学理论与中国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我们初步建立了不同于西方现代理论谱系的“诗性人文学术”。其特点是：以感受舍摄论证,以经验贯通理性,以细节建构本体,以人物澄明精神。对江南诗性主体与文化的研究,同样是通过鲜活的汉语、感性的肉身、诗化的行为,把江南精神从幻想与灰色理论中拯救出来的。     

解读诗性智慧

本文从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诗性智慧的演变发展历程 ,将诗性智慧分为历史智慧与玄奥智慧两个层面 ,并从本体论哲学角度分析了其所以如此构成的原因。     

中国诗性文化的理论探索及其传承创新路径

中国诗性文化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本性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新的解释框架。在学术语境上,以区别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为前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在历史背景上,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和张光直的青铜时代为理论资源,在批判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观。在理论建构上,以文化研究为学术语境,以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为总方法论,通过对早期文明在物质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及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考察,阐释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层结构和核心功能。从中国文化最深层的诗性文化做起,为每一个当代中华儿女打下一个民族的人文基础,可以起到捍卫中华文明、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现实作用。     

中国“诗性智慧”的早期生成

"诗性智慧"是一扇通往古代文化形态的窗户,它的出现是古代文化形态敞亮与解蔽的契机。着力分辨中西文化谱系早期"诗性智慧"的根本区别,通过文字与思维心智结构的剖析,经由"诗性智慧"载体的判断,对中国"诗性智慧"的民族特色和早期生成状况进行本源性的审视。     

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

在地方经验的语境中,中国区域文化最重要的是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诗性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江南诗性人文与齐鲁伦理人文既相对立又相联系,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深层结构原理。没有后者对前者的伦理提升,江南会因缺乏伦理水准而变得越来越轻浮与肤浅;而后者如果没有前者的诗性灌注,也会因丧失弹性而成为一种桎梏人性的枷锁。在当代实践中最令人担心的是：一方面齐鲁伦理人文那种至阳至刚精神在反传统的全球化背景中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是江南诗性人文那种优雅品味在反美学的后现代文化中越来越粗鄙化。在华夏文化建设中,既有承担历史、社会和现实道义职责的铁肩和忠心赤胆,又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宇宙深情和寄托,才真正符合中国诗性文化的理念与实践。     

从“诗性智慧”看中国传统的诗性思维

维柯在《新科学》中用“诗性智慧”描述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原始人凭借想像、感觉和情感来认识世界。在中国的诗性文化中,人们的思维也体现出诗性智慧的某些特质,如重类比、象征、推崇想像、整体直观等。     

和合: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和合”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与审美运思的源头活水。突出体现在：以天人异质同构为基础并由此确立二者间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润了古代审美境界论,中国人由此而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和合”文化中的整体直观运思深刻影响了古代审美体验论,视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为同一的中国诗性智慧特别强调物我互感互动的生命运动中的整体直观把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构架和展开。“和合”文化构建了中国美学的主导精神──对“和”美的追求,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和谐基调。     

松文化与诗性德育

效仿自然是儒家德育的特色,孔子的诗教开创了以松比德的传统,它使德育实践与美学理想相融合,使人生修养进入了诗性的审美境界。革命前辈继承了松文化的传统,赋予松文化以革命意义,今天的德育更应该继承以松比德的诗性道德修养专题,克服理性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让德育诗化。     

审美文化诗性本体略论

诗性精神是审美文化的灵魂,它的基本内涵包括本体性、融合性、超逸性、情感性和自然性五个方面.在"后现代文化"中,诗性精神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更要求我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下重新认识与积极弘扬诗性精神.     

诸子之前士阶层的诗性特质

士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贵族下层,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技能和具体的职事。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士有志于道,有理想抱负和精神追求,可称之为“文化士”,以区别于宗法上的士。文化士懂诗达礼,以诗交际,赋诗和引诗彰显了士之诗性文化空间。礼是诗性智慧的大背景,对周天子的虔敬是诗性伦理的来源。士的诗性特质对士形象的确立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上。     

成语的诗性文化特色

成语具有中国的诗性文化特色。这是因为成语胎生于古代的文化典籍和诗文,而且是其中的精华撷取,必然要体现母体文化的诗性或诗美的特色。这些特色具体表现为:具有诗歌的意境和美感,具有大文化活动或产品的艺术化倾向,体现古人思想行为规范的审美性追求,具有艺术抚慰人的感情、陶冶人的性灵的功能,体现汉语作为心灵的语言、具有诗歌的韵味的特质。因此成语教育与诗教、美育、德育、智育相结合,可收到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维柯诗性形而上学

维柯《新科学》的核心是诗性智慧,而诗性智慧的基础则是诗性形而上学。诗性形而上学的提出挑战了欧洲17～18世纪形而上学的理性权威,从此为19～20世纪现代及后现代等人文领域的理论建立开了先河。本文从维柯的真理观、天神意旨、感性三方面探讨维柯的诗性形而上学何所是及为何所是。     

在江南发现中国诗性文化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诗性文化与食人文化——读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

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是一部高屋建瓴、眼光敏锐的著作。作者在近年来众多的探讨中国文化奥秘的著论中,依据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研究,从观点与方法上独辟蹊径,并且能够言之成理,使人读了之后对中国文化有所启示,应当说,这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奥秘立足于诗性解读,这是极有见地的。以诗来涵概中国文化,这当然并不是刘士林的首创。至少在汉代的《诗大序》中就已经申明,从《诗大序》开始,就将《诗经》置于“六经”之首,倡导:“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厚教化,移风俗。”以《…     

江南鱼稻文化与江南诗性精神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