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译学前辈们多次论述了文化的可译性,提出翻译可以做到等值,否认文化的翻译存在限度,站在可译性一极.做为译学后进的本文作者认为翻译存在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性.重点研究和讨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从问候语和称谓语等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说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同时又认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广告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研究：德国功能派译论的视角

以功能派译论为理论支撑研究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但功能派译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英汉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都存在功能关联性特征,英汉广告互译中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上、意义上的流失、替换,因而弱化了目标广告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表达效果和劝诱功能,这就是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可译和不可译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连续体,随着语言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原来不可译的可能变得可译,有限度的翻译可能变得充分。     

广告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研究——德国功能派译论的视角

以功能派译论为理论支撑研究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但功能派译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英汉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都存在功能关联性特征，英汉广告互译中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上、意义上的流失、替换，因而弱化了目标广告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表达效果和劝诱功能，这就是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可译和不可译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连续体，随着语言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原来不可译的可能变得可译，有限度的翻译可能变得充分。     

所指的差异与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限度一直是翻译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指出,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任意的,所指也是任意的,所指的任意性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用以建构概念系统的手段,也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对外部世界任意划分的结果.这一语言的基本属性就决定了不同语言之间语言符号的所指的差异,并导致不同语言符号转换的困难,进而成为对翻译的可译性的限制因素.为克服所指差异造成的可译性限度,人们在翻译实践中运用音译、解释等手段来解决这个难题,而全球化导致的不同语言之间人们交流的加深,促进了不同语言之间所指系统的趋同,从而在客观上将逐渐消解可译性的限度.     

戏剧翻译的动态表演性及其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限度即指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原文信息被传达的程度。文章从戏剧翻译的动态表演性出发,通过比较《茶馆》的两个英译本,分析了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存在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语际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并指出具体翻译中译者应持有的原则和方法。     

英汉互译中的文化可译性限度及其补偿策略研究

等效翻译理论在现代翻译理论中占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等效翻译理论强调原作对读者的影响,注重语言思想 的倾向性,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使译文达到原文的效果。本文以等效翻译理论为切入点,研究等效翻译理论下英汉互译的可译 性限度,最后探讨可译性限度翻译技巧。     

语言文化差异与可译性限度

本文从语言文化差异探讨翻译活动中的可译性限度。造成可译性限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阻碍了翻译活动，翻译时“形”与“神”不能兼得，只好舍弃其一，保留其一。习语是最具文化特色的语言现象，在翻译中找到与原文基本相对的习语，达到与原文相近的修辞效果即可。在翻译活动中，风格的等值更是难以企及，译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局限性，常常难以表达出原文中某些特殊色彩和风格。语言的文字系统各有特点，汉语是表意文字，注重视觉类比，英语是表音文字，注重听觉感受，翻译中原文的语体色彩不易表达。随着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新词只能采用音译或解释性翻译，无法体现原有的语言文化特色。总之，在翻译活动中文化个性越突出，可限性的限度越小；文化共性越多，可译性限度就越大。     

试析语言的任意性和可译性的关系

索绪尔认为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语言中没有理据。可译性及其限度在译界是一个长期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语言是可译的,分析语言符号任意性和可译性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在规律,反过来指导翻译实践。     

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及解决的方式

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以及两者的限度历来是翻译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现代翻译理论已经比较科学地论证了可译性问题,提出语言和思维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可译性的根本依据。不同的语言和人类的共识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异构同质(即意义)的向心结构,翻译正是以此为自己的基石。 然而,理论上的可译性与翻译的具体实践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因为翻译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而证明可译性是绝对的。同样,也不能因为无法找到绝对完美的译文而断定不可译性是普遍的。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指出:“现代语言学不象以往的翻译实     

试析隐喻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及不可译性——从汉英音韵差异角度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巨大的语言差异，隐喻在这两种语言的转换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译。文章从汉英音韵差异的角度，从隐喻的音韵美感、双关隐喻以及隐喻拟声词的翻译探讨了隐喻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及不可译性。     

汉英民族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文章通过汉英文化差异比较,重点研究和讨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从生态文化和物质文化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说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     

论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争论的历史伴随着整个翻译发展的历史.文章认为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事实上是可译的程度问题而不是可能性问题,换言之,不同语际间的转换是可能的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     

文化的可译性：一个相对概念

人类语言的相似性和人类文化的相通性决定了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总体上是可译的。但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便决定了文化的可译性应是个“度”的问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红楼梦》回目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从文化与翻译的关系入手，根据语言在词汇系统中音形义三个层次上的三维结构，以《红楼梦》的杨译本为例，对回目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了对比分析，阐释了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可能性和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翻译限度，提出了文化注释的必要性，试图探寻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有效方法和回目翻译的艺术。     

从认知角度论可译性的相对性

语言的共性是可译性的理论基础,文化的差异是可译性的认知途径。可译性问题不是一个二分体,而是在文化认知角度下的一个译文确切性问题。因此,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对立统一的。跨文化间的翻译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在当前历史文化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认识到这一问题尤为重要。     

可译性、不可译性还是模糊性

通过可译(最低层次)与不可译(最高层次)的对比分析,从人类认知思维的模糊性、人类自然语言的模糊性等主客观因素出发,认为模糊性能在翻译过程中把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有机结合起来,是解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争论的有效办法。文章把模糊的翻译过程理解为从不可译到可译又向不可译迈进2个阶段,并初步进行形式处理,为下一步用模糊隶属度评价译文与原文的关联度进行量化提供依据。     

可译性问题的新视点:语言共性论

可译性问题是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从语言共性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可译性这一问题。首先介绍了生成语法学派的强势语言共性论的主要观点,涉及了先验与经验、语言与思维等问题,认为翻译理论的研究必须采取先验性的进路,而非经验主义的进路,而且,人类语言和思维上的共性成为语际间实现可译的必要基础。然后,以强势语言共性论的观点,尤其运用其最新的发展阶段——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MP)的思想,对可译性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思考,论证翻译是可行的,不可译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