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作为表达思想的有效工具,语言与语言之间应当是可译的。但由于语言结构及文化上的差异,有时又不完全可译,甚至是不可译的。本文对翻译的可译性的限度的表现及其一些补救方法进行初步探讨,提示人们在翻译时要充分认识两种语言中可译性的限度,以便翻出好的译文。     

概念隐喻的可译性及翻译策略——以《红楼梦》第三回为例

人们对语言的认知是基于对客观世界体验为基础,认知体验的普遍性使得语际转换成为可能,所以隐喻具有可译性.但是不同民族之间语言文化差异又决定了隐喻可译性的限度.本文以《红楼梦》第三回中概念隐喻的英译为例,探讨概念隐喻的可译性及其翻译策略.     

文化因素与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翻译的目的是交流，交流的可能性取决于人们对周围事物在某种程度上的共识。翻译的可能性，即语言的可译性基于各种语言具有同等表达力这一事实。但由于语言间存在着语音、语义、句法结构以及语言风格的差异，这种表达上的同等是有差异的。事实上，由于文化间存在的差异，不同语言中对等的词汇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语言翻译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本文的兴趣所在也正是文化因素与可译性限度的关系。     

试论翻译的可译性及可译性的限度问题

本文根据现代翻译理论阐述了语言的可译性，并从不同语言中存在的文化传统和表达方式等差异着手，对可译性的限度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探讨。     

以符号学的意义理论阐释不可译性及形式对等

符号由符号载体、符号的所指和符号解释者组成,这三者的关系构成了符号学的三个意义:形式意义、存在意义和实用意义.这三种意义分别对应着语言的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通过比较同一符号在原文和译文中的意义,可以用符号学的意义理论来阐释不可译性的可能性以及导致不可译性的原因.由此可知翻译中形式对等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功能对等就是翻译中的最高标准.     

广告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研究：德国功能派译论的视角

以功能派译论为理论支撑研究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但功能派译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英汉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都存在功能关联性特征,英汉广告互译中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上、意义上的流失、替换,因而弱化了目标广告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表达效果和劝诱功能,这就是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可译和不可译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连续体,随着语言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原来不可译的可能变得可译,有限度的翻译可能变得充分。     

广告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研究——德国功能派译论的视角

以功能派译论为理论支撑研究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但功能派译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英汉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都存在功能关联性特征，英汉广告互译中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上、意义上的流失、替换，因而弱化了目标广告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表达效果和劝诱功能，这就是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可译和不可译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连续体，随着语言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原来不可译的可能变得可译，有限度的翻译可能变得充分。     

语言、思维与可译性探讨

通过概括性地比较分析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点,发现人类思维方式存有相似性的同时亦有差异,说明人类不同语言之间是可译的,但同时亦有可译性限度的问题。这表明绝对等值的翻译是没有的。     

试析语言的任意性和可译性的关系

索绪尔认为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语言中没有理据。可译性及其限度在译界是一个长期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语言是可译的,分析语言符号任意性和可译性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在规律,反过来指导翻译实践。     

文化因素对语言可译性限度的影响

人类语言的共性特征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然而,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在渊源方面存在的差异又使可译性存在一定的限度。本文作者认为,这种可译性同语言的功能和文化的差异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语言的认识表达功能决定了语言之间的总体可译性,而语言的文化功能造成了语言之间的可译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不可译性的哲学审思

在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既由于语言的个性而相互对立，又由于语言的共性而相互统一。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不可译性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向可译性发展的趋势，充分发挥译语优势是解决不可译性现象的重要方法。     

翻译：可能性、局限性与不可译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英、汉两种语言的互译既有可能性又有局限性,甚至有不可译性。随着英汉语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语言和翻译的认识及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不再片面地强调语言翻译是可能的或是不可能的,而是表现了一种更为理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本文就这些问题结合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实际,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分析了变"不可译"为"可译"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加以避免的方法。     

文化的可译性：一个相对概念

人类语言的相似性和人类文化的相通性决定了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总体上是可译的。但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便决定了文化的可译性应是个“度”的问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论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争论的历史伴随着整个翻译发展的历史.文章认为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事实上是可译的程度问题而不是可能性问题,换言之,不同语际间的转换是可能的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     

从“下去”的维译复杂性看双语层面的能指和所指

文章着眼于汉语趋向动词“下去”一词维译的复杂性，把这种复杂性置于双语层面，从能指和所指的视角进行观察，揭示了在双语层面上两种语言由于不同语义系统而形成的能指差异和所指差异，提出了能指阚和所指阈的概念，并说明了这两个概念存在的意义。     

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译学前辈们多次论述了文化的可译性,提出翻译可以做到等值,否认文化的翻译存在限度,站在可译性一极.做为译学后进的本文作者认为翻译存在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性.重点研究和讨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从问候语和称谓语等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说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同时又认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纯语言翻译观对传统的颠覆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沃尔特·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翻译观在形式与意义、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可译性等一些基本翻译问题上颠覆了传统观念:驳斥了"译意"的观点;消解了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悬置了"可译"与"不可译"二分。反传统的纯语言翻译观带给文学翻译这样的启示:文学翻译应重视形式的传译,摆脱意义的束缚,跳出语言的框囿,实现译作对原作的超越,把握可译性意味着强调语言的差异性,追求语言的互补性。译例的分析揭示了纯语言翻译观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实践表明:文学翻译中释放、转换纯语言、显示语言间的亲缘性、追求语言间的互补性是可能的。译者的天职正是完成语言间共生互补的伟大工作。     

本雅明翻译思想批评研究——基于《译者的任务》文本价值的思考

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翻译观在形式与内容、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以及文本的可译性等一些翻译的基本问题上颠覆了传统观念:消解了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打破了“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壁垒,并提出直译是最好的处理方式。翻译不单是为了传递内容, 而是为了传递真理等思想,这与文学作品语言的无限创造性、文本的高度虚构性以及随后衍生的文本解读的开放性等突出特征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从认知角度论可译性的相对性

语言的共性是可译性的理论基础,文化的差异是可译性的认知途径。可译性问题不是一个二分体,而是在文化认知角度下的一个译文确切性问题。因此,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对立统一的。跨文化间的翻译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在当前历史文化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认识到这一问题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