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类型的演变与戎狄族群的兴起

农业类型的差异是古代中国区分华夏与戎狄、我族与他族的重要指标之一。春秋以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形成了旱作农业、非典型游牧农业和游牧农业三种具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地区农业类型的趋同发展与区域内部的频繁交流,是造成华夏与戎狄在族源关系上呈现复杂面貌的原因所在。晚商以来,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的发展演变呈现出区域性差异：甘青地区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率先向游牧农业类型转型导致西戎族群最早成为威胁商周王朝西部边疆的劲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西辽河流域非典型农业类型的分化,使北狄族群出现于山陕北部与燕山南麓地带。     

三河与中国早期王都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称“三河”,是指今天流经山西、河南境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河东位于今山西南部，襄汾陶寺遗址早期约早出夏代一二百年，或当传说中尧、舜、禹时期，陶寺中晚期已在夏代纪年范围之内，此时正是早期国家形成阶段；河内即今太行山东南麓为古黄河所环绕的地区，历史上为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河南指晋、豫两省黄河以南，周公在此营洛邑，即成周与王城，是周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河东、河南、河内三个区域既成相对独立区域，又以黄河相连接，为当时“天下之中”“王者所更居”之地。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更替与发展壮大都没有离开过古老的黄河流域，从这个角度看，夏、商、周三代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不仅是黄河与黄河文化的馈赠，同时也把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推进到了新的阶段。黄河中下游流域龙山时代形成的文化成果为夏、商、周三代早期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始原。龙山时代之后不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形态和中华民族的雏形——华夏族。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探源——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思考之二

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发展,自新石器时代以至于青铜文明时期,无疑创造了中国古代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西辽河流域事实上孕育和发展了两种面貌与风格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目前已知居住于主流位置的红山诸文化序列和目前尚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的另一种渔猎、畜养业经济成分明显的"井沟子类型"。古代西辽河流域客观存在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发展现象,无疑会对目前广泛探索的游牧文化起源问题,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探源——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思考之三

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发展,自新石器时代以至于青铜文明时期,无疑创造了中国古代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西辽河流域事实上孕育和发展了两种面貌与风格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目前已知居住于主流位置的红山诸文化序列和目前尚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的另一种渔猎、畜养业经济成分明显的“井沟子类型”。古代西辽河流域客观存在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发展现象,无疑会对目前广泛探索的游牧文化起源问题,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探源——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思考之二

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发展，自新石器时代以至于青铜文明时期，无疑创造了中国古代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西辽河流域事实上孕育和发展了两种面貌与风格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目前已知居住于主流位置的红山诸文化序列和目前尚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的另一种渔猎、畜养业经济成分明显的“井沟子类型”。古代西辽河流域客观存在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发展现象，无疑会对目前广泛探索的游牧文化起源问题，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古代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探源——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思考之一

西辽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发展，自新石器时代以至于青铜文明时期，无疑创造了中国古代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西辽河流域事实上孕育和发展了两种面貌与风格等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目前已知居于主流位置的红山诸文化序列和目前尚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的另一种渔猎、畜养业经济成分明显的“井沟子类型”。因此，古代西辽河流域客观存在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发展现象，无疑会对目前广泛探索的游牧文化起源问题，起到巨大助推作用。     

论大地湾一期文化与中国农业起源的关系

距今8 200年至7 4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是我国北方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农业文化之一。但大地湾一期文化不是中国新石器农业文化的源头,它处于原始农业向＂刀耕火种＂农业的过渡阶段,仅仅是漫长的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地湾一期文化所在的渭河上游也不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唯一起源地,仅仅是黍作、粟作农业起源地带的一部分。不过,从史前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看,渭河上游应该是西北地区黍、油菜等农作物和羊等家畜的重要培育地;考古亦发现大地湾农业文明向四周传播的证据。     

稻旱关系：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华夏”意识

对中国农业发生、发展和中华早期文明演进的路径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与相似性,为系统探索农业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以来,古代中国南北方各自形成了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两种带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在两种农业类型之间产生的“稻旱关系”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进程。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和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呈现出相互交流迹象,并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秦岭-淮河一线形成了一片稻旱混作农业区为标志而达到高峰;然而,史前洪水事件与先民平治水土的活动使彼此交流互补的稻旱关系走向分异独立,与平治水土相伴而生的华夏族对苗蛮族的持续打击,则使华夏、东夷、苗蛮之间的族群界限明晰化,从而促成了历史早期“华夏”意识的初步形成。稻旱关系的分异一方面使得史前中国南北格局得以终结,另一方面促成以华夏族为首的“泛北方地区”开始形成,从而为历史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即稻旱关系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     

论陕甘宁地区古代农业经济的起源和确立

陕甘宁地区大约在踞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诞生了粟作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但是,进入文明社会初期,这里长期为少数游牧民族氐羌或西戎占据,农业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原始萌芽状态,发展缓慢。夏末商初周先祖移居陇东,是文明时期这一带农业经济发展的开端。商末,公刘南迁,这一带又沦为戎族游牧经济区。自秦灭义渠设置郡县,到两汉统一王朝,农业经济得到缓慢而全面的发展,但始终呈现出农牧兼营的显著特征。此后各代,虽然这里的统治民族多次变化,经济形态却表现出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     

川西高原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生业经济的考古学观察

藏彝走廊川西高原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聚落遗址及墓地的考古发现,特别是直接反映生业经济形态的动植物遗骸和不同质地、不同器形的生产、生活工具的大量出土,清楚地表明川西高原区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就已形成了旱作农业、狩猎-畜牧、半农半牧三种成熟的生业经济类型。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源于北方地区南下的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于岷江上游地区的河谷低地及坡地;狩猎-畜牧经济是"徼外夷"的主要生业方式,分布于川西高原阿坝至甘孜州的亚寒带、高寒带的山地;农牧混合经济是"筰都夷"的生业方式,主要分布于大渡河中游的汉源至青衣江一带。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带及其变动

古代中国的基本经济格局可划分为三大经济带:(1)北方、西北干旱半干旱区与青藏高原高寒区的游畜牧经济带;(2)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作农业带;(3)秦岭一淮河线以南地区的稻作农业经济带.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游畜牧经济带与早作农业经济带总体上表现为持续南移的态势;明清时期,稻作农业经济与旱作农业经济因素则渐次北移.三大经济带的推移、变动,往往引发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甚巨.     

治水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治水在中华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不同时期的治水活动都对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前时期,人类治水活动催生了中华农业文明的曙光;夏商时期,我国沟洫农业和灌溉农业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郑国渠、都江堰的修建,形成了关中、巴蜀等灌区,有力地推动了农业文明的发展;秦汉时期,秦始皇治水和王景治水,促使了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形成;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中下游成为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域;自隋唐开始,随着南方农田水利的迅速发展,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隋唐至宋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中华农业文明的根基基本形成。     

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中国古代存在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与农耕文化相对存在的文化系统。形成两大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态环境 ,还有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中原为“中心”思想。从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 ,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     

论西辽河地区古文化发展的格局——兼谈赤峰红山文化学会的重大研究课题

西辽河古文化是指在西辽河地区发展起来的五种新石器文化和两种早期青铜文化。距今八千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发展阶段,这是目前整个东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 发展水平最高的古文化遗存。后起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以及小河沿文化,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推动。红山文化晚期和小河沿文化时期,西辽河地区已经进入全石并用时代。此时这里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方国。到了距今四千年以前,西辽河地区出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开端,也是大国出现的开始。商朝中晚期以后,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西辽河传统的农耕文化南移中原。继之而起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从这个时候开始,西辽河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一步步由农耕转为游牧。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西辽河的古城古国,西辽河的古代岩画,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等重大课题,是赤峰红山文化学会面临的首要任务。     

对等主体间农业科技文化的互动交流——浅谈秦汉时期中印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传统农业经济和科技得以迅速发展。加之交通网络的形成和秦汉王朝对岭南地区的移民和开发，中原王朝农业科技文化对外交流逐渐兴盛。这一时期作为古老农业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在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以及工艺制品等农业科技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是两个对等主体的不同文化类型的相互渗透，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在两国间产生了积极的回应，丰富了各自的农业文化体系；同时，也奠定了历史时期两国之间频繁交流的基本内容和模式。     

从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看夏文化的起始年代

古代文献记载,氏族社会末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曾发生过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洪水。这场洪水最后由大禹治服,为其子启建立夏王朝奠定了基础。考察这场洪水结束的时间,对确定夏王朝建立的年代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黄河中下游地区目前已知的龙山文化遗址分析,龙山文化时期没有发现大的文化断层。到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除豫西嵩山地区地势较高外,豫东、冀南及整个山东半岛地区龙山文化突然中断。与此同时,辉县孟庄龙山城址发现洪水冲毁城墙的现象,鲁西地区成组的龙山城址也随之消失。上述地区也都是文献记载洪水发生与淹没的地区,因此文化出现断层。而豫西嵩山周围因地势较高,使那里的人们躲过了洪水,龙山文化在继王城岗四期之后,发展成王城岗五期文化,进而形成新寨期二里头文化。所以夏文化应开始于豫中地区,以登封王城岗五期和禹县瓦店四期为代表的时期。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研究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是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的,历经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同史前时期其它区域相比,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扬越和三苗族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西周中期以后,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魏晋时期社会环境变化对农业灾害发生发展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对农业灾害发生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社会动乱降低了农业承灾力 ,三国西晋时期兵难日起 ,黄河中下游地区灾荒流行 ,土地荒芜 ;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则有利于农业减灾防灾事业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灾害的威胁相对减低。经济格局的变化对农业灾害的发生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随着江南地区农业开发规模的扩大和农业发展速度的加快 ,农业灾害的发生和危害也日渐加重     

汉水流域与秦汉王朝的兴盛

秦汉王朝的崛起与兴盛均与汉水流域有重大关系。从历史政治地理角度看,秦在战国后期夺取汉水上游重镇汉中及成都平原后才取得与楚战争的主动,迫使楚国政治重心东迁淮河中游,为统一六国赢得关键一棋;两汉王朝的建立与稳定与汉水流域关系更大。汉高祖刘邦自汉水上游汉中开始建立帝业,刘邦定国号为"汉",包含有君权神授、入主中央、主宰天下的政治象征意义。东汉光武帝刘秀及其核心政治集团则基本来自汉水上游之南阳。两汉时每当中原战乱发生,就有不少难民流寓汉中、荆襄。汉水流域富庶的农业经济在秦汉时代长期分担了饥荒与战争带来的灾难,缓冲了社会危机,从而对秦汉王朝的稳定与强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汉中、南阳与关中、中原的发达的交通与经济往来对秦汉王朝也有重大意义。汉文化的主流仍然建立在江汉流域战国秦以来的楚文化基础之上,即汉文化精神的基调仍是江汉楚文化的流风余韵。     

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及其国有化

电报业是晚清社会的新生行业。晚清社会引入电报后,清政府按照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建设发展电报业。电报业诞生后,形成官方主导的运行机制。在官方的推动下,晚清电报业逐步进入民间社会,开始其社会化进程。随着电报业的发展及其优势的体现,民间社会开始接受、认同,并开展建设民族电报业的讨论与思考。电报业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的社会需要,决定了晚清电报业国有化的最终归向。在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中,官方高度重视、全程参与、顺势引导,这一特殊现象表明了清廷对电报业的民族性"改造"。晚清电报业的国有化过程,亦是电报业民族性改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