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针对城市社区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小事,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服务民生及居民自治中常遇的难题。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社区场域在自上而下“形塑”机制与自下而上“建构”机制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协同治理机制。社区治理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应该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场域之中,走进生活主体的实践中,培育和引导生活主体的自主性,在“制度－生活”互动中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解读社区听证会制度

社区听证会制度是由行政听证制度演变而来,是行政听证制度的末梢形式。概而言之,社区听证会制度是指政府相关部门在社区实施的项目和涉及社区居民重大利益的工作,在作出决策之前,由居委会在社区组织居民或居民代表召开听证会,听取广大社区居民的意见,最后达成统一意见并上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根据这一意见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的一项制度。社区是百姓生活依托的场所,社区内的所有事务直接面对的是居民,如何更好地为居民服务,为居民办实事,这既是社区组织的事务,也是政府所要协助社区做的事务。它需要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合作,更需要政府内各部门…     

基于和谐社区构建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研究

纵观中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主要类型: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合作型治理模式;居民自治型治理模式。针对目前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问题,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互动模式主要体现为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性权利,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社区制度建构等层面的分权参与。基于和谐社区构建要求,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的路径选择主要在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强化多元合作关系、重视公民社会的主体权威维护、构建和谐治理机制等。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本土化实践——以上海YJ社区基金会为例

作为一个“舶来品”，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不仅是其自身融入社区的本土化过程，而且也为社区治理模式提供创新路径。对上海YJ社区基金会的个案分析表明:社区基金会在本土化过程中，不仅需要因地制宜地传承并创新发展模式，而且还需处理好与政府、居民以及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社区治理的制度背景和生长逻辑探析

19世纪末,滕尼斯最早用社区这一有机的生活构造和组织形式来消减由长期自由资本主义影响而产生个人主义迷茫,解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国家集权主义的狂妄。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为应对政府在国内国际事务处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多元化趋势,治理概念以及社区这一治理单元也为人们所关注。我国社区建设的探索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1949年以来的以单位制为主的社区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建设从公共政策视角进入自觉的制度实践时期,并逐步与信息化社会及全球化进程相适应。在政府由统治、管理到治理的转型过程中,社区治理作为治理主体的扩充以及治理方式转变的重要载体和单元,确立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与目标。     

社会工作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的行动领域、组织模式与路径选择

当前学界在公共租赁住房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存在空缺。本研究运用社区综合性评估方法,评估了长沙市10个公租房社区的公权力结构和社区管理与服务状况,发现当前公租房社区治理多为行政主导型模式,社区管理与服务存在水平初级化、回应机制不顺、效果欠佳等缺陷。社会工作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可从发展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包容、培养个人技能三大行动领域介入,构建以任务群体、社区网络、大众教育为核心的社区工作组织模式。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的路径可选择为,变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为政府引导机制,厘清政府和社会在公租房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着力解决社工等社会力量对政府的依赖问题。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社区自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协商机制研究——以两个社区营造实验为例

为了探索行之有效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依据自组织理论,通过对S市JT小区和J市D街道两个社区营造实验点的自组织参与社区议事协商过程的实证研究,根据两个社区的自组织参与社区协商发展程度的不同,认为社区协商的本质在于行动,自组织的执行力是社区协商的关键。促进社区协商民主,应当注重培养自组织自下而上参与协商的能力,同时应使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机制中充分发挥作用。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其协商机制的研究对基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治理视角下互助养老模式中社会资本的培育——基于美国“村庄运动”的经验

作为弥补养老服务领域内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的一种途径,以社区为地缘平台的互助养老服务成为中国老年人的另一种选择。互助养老属于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培育程度决定了这种模式发展的可持续性。具体来说,互助养老的社会资本涵盖三个层面:微观层面的个人社会资源,中观层面的社区组织网络资源以及宏观层面的社会系统资源。风靡美国的"村庄"互助养老模式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在有效的社区治理框架下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中国与美国虽存在国情上的差异,但也需要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培育互助养老所需的社会资本,整合社区内外养老服务资源,让社区不仅仅是互助养老的地缘平台,更多地成为支持模式运行的资源平台与服务中心。     

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现实层面的解读

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路径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必然选择。在借鉴前人已有的测量指标和结合我国实情的基础上,通过对长沙市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现状进行考察,从居民个体背景特征、上级支持状况、控制状况、沟通和交往状况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剖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治理中的合作关系的影响机理,探讨构建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平等合作关系的良性互动机制,以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开展。     

公立高校合作办学：社会资本引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面对公立高校普遍存在的经费“瓶颈”，引入社会资本实施合作办学是破解”瓶颈”约束的必然选择。但目前看来社会资本投资高等教育存有动力不足以及未来前景并不明朗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发现公立高校引入社会资本合作办学存有理念冲突和制度缺失。因此，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提出在目前我国公立高校引入社会资本合作办学内外治理机制不够健全的条件下，公立高校引入社会资本合作办学要得以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各合作办学微观主体加强自我管理和制度创新不失为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的研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是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街道实际案例的考察,深入探讨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强化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内因、夯实合作基础、重构优化合作关系形态、深化合作方式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政府角色定位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文从诱致性制度交迁的角度分析了诱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分析了中国政府在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好引导和服务作用,积极推进制度和和政策创新,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     

从线性到循环: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践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五社联动”机制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是“五社联动”的主体性要素之一,是实现社区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以厦门市DX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项目为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梳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实现组织的循环发展。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分为资本储备、资本形成、资本强化3个阶段,在资本储备阶段进入社区并挖掘地区特色,资本形成阶段以组织内部信任、制度和网络要素的培育带动组织资本的增长,资本强化阶段聚焦于组织的独立反哺,实现资本循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重点在于参与带动发展的资本培育理念、多元主体参与的资本构建策略、多维互促的资本形成模式和规范带动运行的资本循环机制。     

社区治理机制的发展趋势和制度分析

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社区建设的关键是在社区定性与定位准确的前提下,找到符合国情切实有效的治理机制。“两委一站”的治理模式作为社区治理模式的新探索,在一些地方的试点中取得了以往所没有的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借鉴与实践将在未来的探索中成为社区治理机制由发展逐渐演进成熟的现实走势。     

全球公共问题治理:制度与途径

全球公共问题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要求全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集体行动来治理日趋增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借助国际制度的作用实现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际组织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和全球合作治理三种途径来实现的.     

统筹城乡发展制度创新中的风险防范——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

统筹城乡发展是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风险的必由之路.在全国各地都在探索统筹发展的长效机制过程中,成都市温江区在坚持以人为本、市场导向、自主自治的理念与原则下,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包括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与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绩效突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层治理有序以及居民幸福感增强.“温江经验”启示在于统筹城乡发展制度创新中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的关系、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关系及其社会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