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优化的规范分析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实现城乡二元社会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有事无财、决策机制倒置、缺乏第三方参与和竞争激励、成本分担机制不合理以及乡村机构组织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低效性等问题，应从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及集中、成本分摊、生产提供、运营管理和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优化。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通过分析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和原因,提出增加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关键是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

后税费时期,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财政资源,通过项目制度向农村供给公共品。项目制度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方式从“制度外”转向“制度内”,并且强化了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决策体制。自上而下决策体制使得国家无法通过项目制度有效获取农民的公共品需求,项目制度的利益协调功能和监督功能受阻,进而加剧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项目制度的优化路径是改革资源输入方式激活基层组织,建立自下而上决策机制,化解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协整技术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同等效应,其中电力供应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业科技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同时农村基础教育等的供给增加在现阶段对农民收入增长并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当前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其中重点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

很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需要农民合作才能解决,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村通"工程的实践为研究农民合作难题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对安徽省6个县84个行政村的调查,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项目因素后,影响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村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社区特征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程度较弱;劳动力流动对集体行动没有影响。相关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下农村公共品效供给的财税政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问题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因此,如何增加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关注的重要实践和理论问题。本文以安徽省为例,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财政原因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就建立健全以增加农村公共品为目标取向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通过财政资金的有效整合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把握财政投入的重点优先保证农村急需的公共品供给以及如何充分发挥税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     

组织农民:资源落地与供给有效--以湖南B村自组织公共品供给实践为例

资源落地困境是当前公共品供给实践中的突出难题,如何提升公共品供给效能引起学界和基层治理实践的普遍关注。研究发现,组织农民是形成有效社会联结、回应新时期资源落地困境的重要抓手。以湖南B村为例呈现了当地的自组织公共品实践,探讨在制度内供给模式下,如何通过农民组织化的方式形成输入性资源与基层社会的有机联结,避免供需不匹配、交易成本过高、资源使用低效等问题。精英主导与社会整合下的农民组织化实践破解了资源输入与基层社会及分散化农民对接的难题,不仅回应资源输入背景下资源落地与公共品供给有效的困境,同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村庄建设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建设发展应当坚持农村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以组织化的方式有效整合社会需求与社会资源,真正服务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发行地方公债：基于解决农村公共品短缺问题的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乡村两级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减少,导致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设施、科技保障等攸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的公共品供给短缺加剧。在目前中央及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完全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的大幅度增加或要求地方政府通过减少城市公共品的供给来解决这个问题均不太现实。解决之道就是要在提高供给效率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拓宽供给渠道。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发行地方公债来筹措资金,用于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条件业已成熟。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性机制分析

本文站在农村社区内部的视角,指出农村公共品的供需具有季节性、阶段性、临时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文章认为国家在可见的将来很难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包揽下所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机制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提升农村公共品的内生型供给能力和村社承接外来供给的能力。切合农村实际的行政组织建设和社会建设,能有效的增强农村社会的整合、动员、合作能力,这是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内生性机制、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公共品供需均衡的必由之路。     

论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而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渠道“变窄”,短缺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与农村税费改革相关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在乡镇政府职能、财政体制、公共供给的决策机制、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公共品筹资渠道等方面作出科学的制度安排。     

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研究综述

当前我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已进入攻坚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了农村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也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关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的研究。文章从农村公共品的内涵及外延、需求及供给的现状、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以及改革路径等方面对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以期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早日实现和相关研究的深入。     

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研究——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为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目前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五个重庆＂的背景下,完善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既具有必要性,更具有迫切性。从制度变迁及路径依赖的视角对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创新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提出建议。     

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关系国土生态环境安全、人居环境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安全。基于陕西省的黄陵县、黄龙县、镇巴县和紫阳县257个村级“生活污水、厕所设施、生活垃圾回收、废旧农用设施回收”四类生态型公共设施的调研数据,利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测度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并采用Tobit 模型探讨影响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经研究发现,陕西农村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普遍较低,样本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平均仅为0.039 8;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只有本村常住户数、外出务工占比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存在显著影响,而其他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交通状况、居民聚集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本村常住户数规模越大,农村的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越高;外出务工占比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抑制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建议通过乡村振兴吸引农民工本地创业、就业,提高农村常住人口数量,进而提升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俱乐部方式供给湖南农村文体公共产品研究

当前从文化体育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学者很少,对农村文体公共品的非政府供给的研究更少。政府供给公共品绝大多数放在了保证农业生产方面,因而研究非政府供给途径之一的俱乐部方式供给湖南农村文体公共产品意义重大。当前湖南农村文体公共品供给存在总量不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供给结构失衡且省内不同地区供给也不均衡等问题;而俱乐部方式由于能有效实现成本的分担、增加村民的友谊与协作,还能满足他们的文化生活等多方面的需要。发展农村文体俱乐部要在坚持竞争、自愿与社会性的原则前提下,注重培育农村文体公共品的消费市场和弘扬农村特色文化。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评价

采用陕西省556户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评价的调查数据,基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有:第一,目前农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依次为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医疗、饮水设施、教育;投资重点为生产性公共产品。第二,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生活性公共产品及保障性公共产品满意度较高,总体评价中等偏上。第三,三类公共产品供给效果优劣依次为生活性公共产品、保障性公共产品和生产性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机制变迁与新农村建设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机制创新是深化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现阶段中国农村公共物品需求与供给机制严重错位,已经成为困扰和阻碍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瓶颈.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考察建国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制度的变迁轨迹.在分析强制性变迁困境和诱致性变迁需求的基础上,试图探讨新时期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调的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政策建构与体制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环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体制创新，在有效的公共政策的框架下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这是缓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探析

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和政府责任缺失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不仅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主体,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履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加强农村重点领域的公共物品供给,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结构,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责任划分;改革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机制,建立民主、科学的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保证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健全农村公共物品法律保障机制,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化、法律化。     

新农村建设重在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以枧田村建设新农村为例

我国目前城乡经济发展上的极端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广大农村公共物品的极度匮乏上。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利于启动农村的潜在的巨大的消费市场,消化我国目前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加快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进而打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的模糊综合评价决策模型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低绩效的,对其评价还不够完善、不透明。利用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对其建立评价模型。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了划分,包括满足基本生活的公共产品类、满足发展的公共产品类和娱乐性公共产品类。由此建立了包涵一个目标层、四个一级指标、十二个二级指标和三十五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随即应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数学模型来评价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绩效,并提出了在计算机上实现该模型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