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以羌族文学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通常以民-汉-外的翻译方式进行,是一种二度翻译,存在着汉语译者和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在以文化翻译而非语言翻译为取向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民族志翻译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口头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等理论和方法,在翻译中提供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信息,充分体现少数民族文学口头性和创造性特点,为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提供新的方法指导和研究视角。       

谈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

从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进行了探讨。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理论启示译者在翻译时应译出文本的世界性 ,而文本的语境规范着译者及其翻译。另外 ,译者通过对文本的批评显示其社会意义和创造性。赛义德对东方主义者的批评启示译者在翻译时不能抹平文化差异性。在西方文化面临危机 ,东方文化重新书写身份之际 ,译者应通过翻译大力弘扬中华文化。译者在译介西方文化时 ,应对文化产品合理取舍。     

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

传记文学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而要实现对于外国传记文学的研究或中外传记文学比较研究,翻译这一介质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中外传记文学的相互译介是传记文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由于传记文学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特征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关注译作的历史性,又要重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在译者陈述原作历史和文学艺术过程中,还会由于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审美价值和所处的特定环境等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加工,所以译者在翻译传记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角色,讲究译作的“纪实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文章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对传记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责任等方面展开论述,明确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及作用。     

从仆人到创造性叛逆者——论译者的主体地位

传统译论中 ,译者处于“忠实”与“背叛”的两难境地 ,得不到应有的主体地位。解构主义的翻译观视翻译为译者的操纵与摆布行为 ,译者从传统的仆人一跃成了赋予原著以“来世”的主宰。译介学中译者是“创造性叛逆者”的提法 ,既不贬低也不拔高译者的作用 ,充分体现了位于仆人与主宰两极之间的译者的主体性。     

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哲学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伽达默尔在前理解、完全性的先把握和视域融合等概念基础上提出效果历史的观点,认为理解是有历史性的.以理解为基础的翻译也因其历史性而产生对原文和原作者的叛逆,在译介学的翻译研究里,这种叛逆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从现代哲学阐释学角度着重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哲学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伽达默尔在前理解、完全性的先把握和视域融合等概念基础上提出效果历史的观点，认为理解是有历史性的。以理解为基础的翻译也因其历史性而产生对原文和原作者的叛逆，在译介学的翻译研究里，这种叛逆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从现代哲学阐释学角度着重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副文本与翻译研究——从序跋角度窥探小说翻译

学界从各个方面对小说的成功译介进行了探讨,但是鲜有学者从副文本翻译角度探讨其对小说译介的推动作用。本文从序跋角度探讨副文本在小说翻译中的阐释性功能,运用描述性研究方法,说明序跋在小说翻译中的作用。诸多例证表明,译者对原作中副文本的翻译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作者、作品、译者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的捷径。     

翻译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向”

本文探讨翻译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向。与文化派相似,这一翻译观认为,译者处于各种约束之下,译者所受的约束越多,其创造性就越强。创造性蕴于译者这一个体,蕴于其大脑之中。翻译活动就是阅读和写作的问题。关联理论被运用来证明这一点,通过强调翻译活动中有阅读的一面,并且鼓励我们把文学作品描绘成在意义上有最大的不确定性,进而要求译者最大的创造性投入。本文也探讨了文化转向和创造性转向的区别。     

译介学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译介学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研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应用译介学理论研究文学翻译,会使视野更为开阔,也会加深对文学翻译的理解和认识.根据译介学理论,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汉民族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汉民族本身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译介学从理论上肯定了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肯定了译者的再创造价值,也肯定了翻译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探究文学翻译中译本的增值现象

文学翻译作为艺术再现的一种方式,由于译者的审美情趣、读者的接受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其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这是文学翻译中译本的增值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值得肯定的是,一个作品被译介得越多,证明它的价值越大,流传越广,使我们有机会全面客观地了解原作的风姿,同时,也是对译作的文学价值的一种肯定。     

论古汉语英译韵律和节奏的把握

古代汉语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学的根基。英语翻译将古汉语的文学特色表现出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古汉语英译时应把好握韵律和节奏以推动进一步的研究。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空间

文学翻译需要创造,它的创造空间由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原作文本的理解,对译作读者的考虑,译者自身素质及其不同社会文化倾向决定.本文阐述了在翻译过程中的意义转换和填补空缺,译者在翻译时所考虑的不同语言所对应的文化、语言、思维、认知差异对于其创造的影响.作者同时指出文学翻译的创造空间对译者既是解放又是更高要求,因为文学翻译的创造空间是有限的,它不等于创作,应尊重原作的意境和思想.     

在“目的论”观照下中国古典名著书名的翻译策略

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文明;而其书名又是整部作品的灵魂,因此,书名的翻译尤其重要,好的书名翻译能有效地促进作品的传播。目的论是德国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强调翻译目的与译文预期读者的作用,能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文章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影下,在全球汉语热、中国热的热潮下,英译中国古典名著书名时应采取音译为主,后加夹注的翻译策略。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中国古典诗歌形式整齐,内容丰富,韵律严格,修辞手段多样,是文学史上的瑰宝。然而中西文化与语言的巨大差异,意味着二语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译性。要将中国古典诗歌译为英文,让译诗读者与原诗读者同样领略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好处更是困难。文章从诗歌内容、音韵和修辞手段三个方面举例分析了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因素。     

“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     

古诗词曲中鸟兽鱼虫意象的翻译

作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鸟兽鱼虫等动物以其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与古诗词曲融为一体,用来表达诗人乐愁等情愫。而动物意象的翻译需要译者匠心独运,以向译语读者再现中国文化中鸟兽鱼虫意象诗歌所蕴含的审美情趣。     

谈翻译中语篇结构的归化

英汉语语篇结构存在诸多的差异 ,这些差异体现和反映了英汉民族思维模式和语言文化的不同。对翻译文本进行语篇分析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语言间语篇结构的差异也是译者需要慎重处理的。归化是在翻译中译者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之一 ,也是处理语篇结构差异的重要手段。译者无论是翻译应用文体还是文学文本 ,都不免对其语篇结构进行归化处理 ,而翻译中语篇结构的归化程度取决于译文读者的需求     

英汉语语法的几点差异对古诗英译的影响

英汉语语法的差异影响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主语的隐形与显形对英汉诗歌表达视角的影响 ;无屈折变化和有屈折变化对英汉诗歌中时空概念的影响 ;意合和形合的不同对意象并置的自由及想象空间的大小的影响     

莎士比亚第29首十四行诗的汉译对比

莎士比亚不仅是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戏剧家,也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诗人,他创作的十四行诗语言运用巧妙、韵律节奏优美,对世界各地的读者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其中,第29首十四行诗运用奇特构思、惊人妙语真实地展现了诗人的心路变化历程,吸引了中国众多翻译名家对其进行汉译尝试,有4种汉译本颇具代表性。通过对这4种语言各具风格,韵律各含特色的汉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旨在向先辈时贤的研究心血致敬的同时,尝试探寻更符合现代审美的译文,以期为今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汉译提供些许参考。     

比较美学视野中的文学翻译——兼评《德伯家的苔丝》的两个中译本

翻译与美学有着不解之缘。文学翻译首先是一种审美过程，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对原作即审美客体的理解以及对译文读者审美心理的判识，共同奠定了译文的审美价值。以《德伯家的苔丝》两个中文译本作为研究个案，通过比较两个译本翻译风格与文本形式的差异，揭示文学翻译中比较美学与翻译实践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