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著作权法律问题探究

面对3D打印技术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的著作权法律问题,阐释3D打印数字模型在著作权法中的法律界定及保护范围,对3D打印数字模型究竟属于何种作品进行了探讨;指出3D数字模型到3D打印物的转换应为复制,以及3D数字模型和3D打印物的著作权侵权风险问题;提出应兼顾各方利益,对3D打印的著作权保护要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3D打印视阈下著作权法适用问题研究——从法解释学的视角入手

3D打印技术的发展虽然带来了部分版权问题,但通过对我国现有《著作权法》的适用与合理解释完全可以解决此等问题。3D打印中所涉及的CAD文档与STL文档具有同质性,完全可以被解释为图形作品。无论是通过3D打印机将CAD文档等打印成三维实体物,抑或通过3D扫描仪将三维有体物转换为CAD文档,都属于现有著作权法中广义"复制"行为,完全可以适用现有法律。同时,针对3D打印技术的特征,应当就使用目的、使用行为以及对权利人利益的影响等方面对我国"合理使用"制度进行调整。     

决策腐败及其基于决策过程控制的治理

任何政治与管理都可分解为决策、执行与监督三项基本活动,相应地,权力也可区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基于这种经典的“政治三分”框架研究腐败现象,可以将腐败现象区分为决策腐败、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决策腐败是指公共决策过程中公共权力非公共运作的一类腐败现象,它既在主观要素上与“决策失误”存在显著的差异,又在权限、效力等行为的客观表现上呈现出有别于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的特征。在“输入--输出”的系统分析框架下,现有决策系统的输入端、系统内、输出端存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种种缺失,为自利性转化为现实的不当利益营造了制度空间,导致了决策腐败的产生。为此,应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建立健全与决策各环节相匹配的权力制约监督结构和运行机制,为公共利益输入到决策系统进而体现在决策结果中创设制度化的渠道,实现决策廉洁高效的过程治理。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双程流传

“文艺”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汉语到日语再返回汉语的传播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其现代含义在日本确立之后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之后,“艺”的指涉逐步由“技艺”转变为“艺术”,广义“文艺”的含义也相应确立;20世纪初文学批评界对文学艺术属性的提倡催生了狭义上的“文艺”,并且与“文学”重合。在中国,杂志栏目与文艺理论的输入在两个维度上规定了狭义“文艺”的含义,白话文运动对“新文艺”的提倡普及了现代“文艺”的外延,“文艺”和“文学”的重叠也伴随着“文艺思潮”概念同步输入。      

网络环境下的发行权

我国主流学说认为,发行权以作品“有形”载体转让为前提,著作权法上不应成立“网络发行”,网络环境也不应适用发行权用尽。然而,这种源自欧洲的学说已为2012年欧盟法院UsedSoft案件明确抛弃。它既没有成文法依据,也不符合当今网络经济的发展趋势。发行权的核心特征在于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所有权转让”,无关乎作品载体是有形还是无形。网络发行和网络传播虽有相似,但本质不同。网络传播限于作品内容,其受众只可在作品传播期间享受作品内容,此行为受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而网络发行必然含有转让作品复制件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其受众可以通过取得复制件无限期地自主享受作品内容,此行为受发行权调整。而且,作品数字复制件经著作权人许可网络发行后,发行权也理应用尽。     

民间英雄史诗：张承志和张炜的想象

英雄主义豪情,不仅决定了张承志与张炜创作的诗性气质,而且,决定了张承志与张炜对生活的理解,甚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英雄形象塑造。这就涉及张承志与张炜作品中的“我”或“主体抒情形象”与“民间英雄”之间的深刻关联问题,从诗学意义上说,这涉及作品中的“替代的主体”或“诗人自己”。张承志和张炜对英雄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历史主义的真正透视,对民族命运的直接关怀,使他们的史诗性创作显示出“绝代的光华”。     

对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的反思和重构————兼评新《保险法》第17条

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屡屡被投保人滥用,成为投保人抗辩保险人合法利益的“万能事由”。在我国,该项制度的范畴仅指保险条款本身,其法理基础应是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制原则。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需要重构,其基本思路是:说明对象为除“法定免责条款”之外的“权利义务条款”和“准权利义务条款”;说明方式原则上为“口头和书面”,“约定免责条款”例外;说明标准在“主动说明”时为“一般理性人理解”,而在“被动说明”时为“投保人理解”;法律后果则为“该条款不订入保险合同”。新《保险法》第17条仍需要修正,在说明对象上应排除“法定免责条款”,在说明方式上应增加对“被动说明”的法律规制,在法律后果上则应采用“不订入合同”规则。     

论文学作品情节的著作权保护

情节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非字面侵权的主要“受害者”,对其进行著作权保护的依据既有以复制权和演绎权为中心展开的理论基础,也有中外各国司法判例的支持。情节要切实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应考虑其是否具有独创性,主要是最低限度的创新性。不同类型情节的独创性要求程度不同,在通过实质性相似认定判断是否侵权时,认定的主体标准也会随之不同:事实情节的独创性要求程度较高,应按照敏感性读者标准进行实质性相似认定;虚构情节的独创性要求程度较低,则由一般性读者标准进行认定。同时,相较于部分比较法的“切割”,整体比较法能够在保证情节完整性的前提下进行实质性认定。依此标准和方法,可以确定文学作品情节的保护范围和程度,使其获得应有的著作权保护。     

深层链接行为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

自深层链接技术诞生以来,与之相关的著作权侵权认定问题便常伴左右。深层链接是否应认定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困扰当前理论界、实务界和产业界的重大问题,其核心要素在于对“作品提供行为”的认定。作品提供行为的判断是一个法律问题,应当采取法律标准,法律标准符合著作权权能划分的形成法理。一些不具有上传至服务器的外观特征,但实质性替代作品传播利益的作品展示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作品提供行为。     

传播符号学视角中的福柯——社会互动与讯息意义

传播学领域对福柯的研究兴趣一直持续着,尤其在新媒介技术勃兴的今天,数据库技术的使用对个体社会实践的影响成为讨论的热点。由于福柯思想的艰涩难懂,普遍存在的误读和不恰当的理论应用成为传播学基础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从传播符号学出发,通过“信息意义”和“社会互动”两大环节可以探寻福柯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交集：福柯对“信息撒播”与“社会实践”的理解,与传播符号学形成共鸣;而通过对作为“信息意义”与“社会实践”之内在逻辑通道的“规训技术”的层层解析,则可揭示出传播学对福柯理论的应用研究中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及原因。     

认知语言学对西方哲学的贡献

虽说西方哲学在各个时期都为主流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后者也常为前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就曾为西方哲学输送了新思路。已成为当代语言学主流的认知语言学派,一方面吸取了西方的体验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也为体验哲学的建构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同时也为西方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提供了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例如“隐喻认知论”、“图式范畴论”、“SOS理解模型”、“事件域认知模型（ECM）”、“识解观”、“概念整合论”、“认知过程”等,这些都大大充实了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哲学的纵深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认真思考。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四种老龄化理念及其政策蕴意

在老龄化问题研究中,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这四种理念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结合地方养老服务创新案例分析四种老龄化理念的相互关系及其政策蕴意的基础上,运用“生活质量-社会质量”视角,评估健康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在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方面的效用,探讨生产性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对提升社会质量的意义,从而深化人们对各种养老理念的理解,将老龄化的问题延展至老年照顾之外的参与和增能方面,丰富养老政策的内容和内涵,为发展老年友好型社会提供政策路径。     

超越职业伦理： 媒体自律的真正基础

从社会信息交往的整体视角和自律的基本内涵来看,媒体自律的真正基础在于个体道德的自由和觉醒。在社会转型和道德混乱的特定时期,个人被赤裸裸地抛离出来,直面自己的处境,重新思考原初的道德自我,应对他人的召唤。个体的道德觉醒为我们提供了重建社会秩序的基本思路。首先,个体道德为公共生活的建构提供了原初动力。其次,个体道德为社会结构提供了基本评价与调整原则。再次,个人道德判断内含普遍性和公共价值。最后,个体道德总是导向人类共在的整体视野。因此,人们应该持续探询自我道德之源,在此基础上努力创制一条更好的由个人道德通往良善公共生活之路。这也是未来媒介和传播教育的发展方向。     

论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知觉问题——如何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基本论域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对象与客体、感性与所与是知识论中知觉问题的两对核心范畴。旧唯物主义的间接实在论将心灵理解为外物之镜,其逻辑后果是静观的态度、不可知论或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将外物理解为心灵之镜,作为自我意识的心灵被看作一台自己证明自己的自动机器。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克服了两者的不足,初步表达了实践建构论的知觉观。把《提纲》第一条解释为“超越‘唯物-唯心’之争的纲领”是一种误读。“超越论”的谜底是实践本体论,而实践本体论的谜底是本体论幻想。《提纲》第一条应被理解为新唯物主义解答认识论中的知觉问题之总纲。     

汉语否定处置句研究

否定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语法中的重要范畴。就汉语处置句而言,根据否定词出现的位置,否定处置句可分为两种类型：否定前置处置句,否定后置处置句。这两种否定处置句的产生与处置介词语法化的句法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否定词前后位置的不同,其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也随之有所变化。否定词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和语用因素是两种否定处置句一直广泛存在于汉语方言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同时阿尔泰语否定词紧靠动词的语序对新疆、甘肃等地汉语方言处置句否定词的位置也有一定影响。     

庸官懒政的博弈分析

庸官懒政或行政不作为是近年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法学、政治学界讨论的热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公务员通过劳动或服务完成政府分配的工作任务,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从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可知,惩罚力度过小和奖惩激励不明确是导致庸官懒政的两大原因。工作竞争博弈模型则表明,存在公务员工资奖励制度的最优性,它将为有效解决庸官懒政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有别于庸官懒政或行政不作为的法律分析和政治分析,经济分析或博弈分析将为研究其成因和对策提供新路径。     

《传奇》的回旋叙事与张爱玲的反线性发展观

意象、代际与色彩这三重回旋共同构成了张爱玲中短篇小说集《传奇》的回旋叙事。意象回旋将时间体验空间化,既支撑起了叙事空间,又使日常生活替代革命而成为永恒的时代主题,传达了反线性的时间观。张爱玲不仅从时间观上反抗线性发展观,更借助代际回旋将其抵制行为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之上。代际回旋着眼于代际之间的命运问题,揭示了命运的循环相生,宣告了反种族进化观立场。然而,反线性发展观并非张爱玲回旋叙事的终点,而是通向个人价值的桥梁。色彩回旋彰显了这一特质,红色系回旋与前进、蓝绿色系回旋与守旧分别建立起话语关联。在红与蓝绿两种色系的统摄之下,张爱玲塑造了存在于现实与记忆中的两类人物,使存在的依据由真假判断转化为以个人性为标准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