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不作为

行政不作为使法律的严肃性受到挑战,造成政府职能错位,损害公众利益,影响社会稳定。造成行政不作为的原因,一是现代行政观念尚未确立;二是公务员管理机制存在漏洞;三是相关行政法规不健全,权责不明确,责任行政机制疲软;四是监管机制不健全。消除行政不作为行为,需要标本兼治,既要加强法制教育,又要完善和正确运用制度。     

制度与伦理：公务员行政行为规范的双重路径

公务员行政行为规范化对于行政价值目标实现、行政组织发展和公务员个人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公务员行政行为失范一般表现为行政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对公务员行政行为的规范可以采取制度与伦理两种方式。与制度方式相比,伦理方式在行为规范的及时性、溯源性、主体性及成本控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具有伦理属性的社会资本在公务员行为价值传导、信息传递、失范惩戒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试论行政不作为行为的防治对策

行政不作为行为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有其认识根源、利益根源和体制根源。行政不作为的行为必定是违法的,这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行政不作为行为是行政腐败的重要表现;造成政府职能错位,不利于建设法治政府;直接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必须从增强责任行政意识,自觉实行依法行政;改革行政体制,引入公务员问责制度;加强行政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制度,落实执法责任制等方面防治行政不作为行为。     

论税务稽查行政不作为与税收流失

根据布坎南的理论,税务稽查部门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基于自己利益得失的考虑,也会采取消极的行政行为或行政不作为,从而导致税收流失.从对税务部门稽查与纳税人偷逃税损益的博弈分析可知,把罚款同税务机关的切身利益挂钩、强制税务干部交纳一定职责保证金或抵押金、用技术手段防止税务征管查而不罚将是治理此类税收流失的有效措施.     

“庸官问责”制让“南郭先生”混不下去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批官员因在重大安全事故和责任事故中“负有责任”而受到追究的同时,问责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出现了从追究“有过”官员向追究“无为”官员深化的“庸官问责”新趋势,“出问题”的官员要受到追究,那些四平八稳、无所作为,如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一样的“庸官”,也将面临着被罢官去职的危险。所谓“庸官问责”制,是指拥有公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如果工作不作为或不积极作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机关工作秩序和效能,损害了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就要受到懈怠权力的追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办事…     

关于完善不作为行政违法司法救济的思考

为了对不作为行政违法实施充分有效的救济 ,应扩大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司法救济范围 ,将损害公共利益的不作为行为、抽象的不作为行为和损害相对人权利的各项具体不作为行为 ,都纳入司法救济 ;同时应将行政内救济优先、司法救济最终、救济机构地位独立、社会干预、检察机关主动介入等原则 ,确立为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司法救济原则 ,并且 ,确定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司法救济方式应该是 :宣告不作为行为是行政违法、责令行政机关限期履行行政行为、责令行政机关赔偿损失、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论行政不作为的政治问责

行政不作为的政治责任是指行政机关及其领导成员因自身或下属行政不作为而应承担的政治上的不利后果。该责任源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政基本原理,同时,政治—行政二分理论和官僚制理论也为其提供了理论注脚。国外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的常见形式主要有公开道歉、引咎辞职、职务罢免,主要问责机制有质询机制、辞职机制、倒阁机制(罢免或撤职)、选举机制等。完善中国的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制度,落实行政不作为政治责任,必须实现行政不作为政治责任的法制化,同时应健全以异体问责机制为重点的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机制。     

行政不作为及其责任体系

界定不作为有存在论和规范论两种基本进路,在现代法治语境下,从规范论的角度,行政不作为较为合理的定义应为：行政主体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且能够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的行政行为。着眼于有效规制行政不作为行为以及构建行政不作为的责任体系,对于行政不作为可以区隔为抽象行政不作为和具体行政不作为、中请行政之行政不作为和职权行政之行政不作为两种主要的对应分类。道义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构成行政不作为责任体系的三种基本类型,其中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具体形式。     

行政不作为救济的途径分析

当行政不作为危害到社会利益及个人利益时,如何通过有效的途径来进行救济呢?笔者试从三个方面分析,行政复议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行政诉讼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引入国家赔偿对行政不作为进行救济.     

基层公务员职业“逆选择”问题的机理分析及对策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甚至是辞职行为层出不穷,对此现象的探讨已逐渐被学术界所重视。基于此,以基层公务员职业"逆选择"问题为背景,以政府部门及其内部的基层公务员为博弈双方,利用博弈论方法建立相应的利益双方多阶段动态利益博弈模型,从而揭示公务员管理模式的必然走向,以及基层公务员"逆选择"行为的博弈心理,为解决基层公务员不断发生职业"逆选择"行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同时,提出了降低基层公务员"逆选择"行为发生率和发生程度的相应措施。     

“政府利益界定”研究与分析

学界专家围绕政府利益分别提出了五种代表性观点,即政府利益就是公共利益;政府利益是与公共利益相区别的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和公务员既代表公共利益,又有小团体和个人利益;行政机关代表公共利益,而政府官员则具有自身利益;剥削阶级国家的政府拥有自身特殊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代表公共利益。上述观点各有其合理之处与缺陷不足,未来政府利益的研究应在科学确定政府与公众关系的基础上,采用结构形态研究方法,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开拓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野,重视政府利益作用的研究。     

刍议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对策

公务员行政伦理对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而今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频发,已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从区级政府公务员行政伦理的现状进行调查,针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必须从公务员自律和外在激励约束两方面寻找能有效防止行政伦理失范的措施。     

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探析

公务员由于具有代表公益和私益的双重身份,在特定情境下,容易因利益冲突而做出滥用公权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文章认为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是源头治腐、依法治腐的客观需要,且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具有充分的立法基础和政治基础,因而立法具有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的技术性问题如法律名称的思考、立法的基本原则、立法的主要内容及其专门管理机构进行了探讨。认为当前对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进行立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是可行的。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论公共伦理价值

伦理价值是伦理学的核心,公共伦理价值则是公共伦理学的核心。公共伦理价值的具体形态应从公共行政的特殊性中提炼。公共行政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常常面临着的伦理问题是如何将公共利益贯彻下去,如何协调各不同群体、组织的利益要求,因此,"尊重"成为了公共伦理价值的基本形式。     

论唐代官员的权利保障及其影响

唐代官员权利保障表现为:履行职责时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工作条件,领取法定俸禄,享受法定的福利待遇;官员享有退休制度、休假制度及特殊恩惠。唐代官员权利保障机制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人权受损;建议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官员晋升机制不健全,人为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官吏缺乏保障申诉和控告的权利。唐代官员权利保障失衡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官员为确保自己的官位、仕途及生命安全,常寻求制度以外的援助,或者交结高官、权贵,或者形成同乡、同宗、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

维护公务员的人性尊严、保障公务员的权利是当代各国人事制度的共同趋势。公务员职务保障权救济制度实质上既是对公务员权益的保障,又是对公务员人事管理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美国联邦政府文官培训制度的历史考察

美国联邦政府文官培训制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表明政府逐渐以法律的形式将文官的培训法律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官培训制度的发展促进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变革。以公共管理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讨论和研究美国文官培训制度的问题,揭示出美国文官培训制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即由职业培训向素质培训的转变。     

甘肃省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自我调适

调查研究表明,甘肃省处级及其以下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来说比较好.但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的化解,必然影响身心健康,影响工作,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众形象.因此,帮助公务员掌握科学的身心调适方法,提高公务员对身心健康的自我调适能力,就成为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的重要途径.     

基层公务员受训准备度对培训效果的影响分析

基层公务员培训是提高公共管理队伍人员素质的关键,其培训效果的提升越来越引起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关注。基于受训准备度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基层公务员受训准备度概念,并通过问卷调查对各维度假设进行验证,确立中国基层公务员受训准备度的7个维度及其受训准备度量表。通过确立各维度对培训效果的影响以及主、客观维度的相互关系,建立中国基层公务员受训准备度对培训效果影响关系模型,进而提出要不断完善中国基层公务员培训体系、建立梯度式培训方案等具体的针对性的改进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