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与王戎玄儒兼治比较研究

西晋著名作家张华与分化竹林玄学的名士王戎，共同行进在玄儒兼治的积极入世道路之上，其源流是正始玄学“崇本息末”命题。然而深入辨析则会发现，这条道路是一段归旨不同的殊途：王戎诡诈多端，无蹇谔之节，而张华尽忠匡辅、弥缝补阙。张华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委命顺理玄学情绪并非是其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而王戎入世道路纵诞玄虚，则在根本上其实背叛了竹林玄学虽“越名任心”而忠实名教的时代精神。     

诡诈多端，无蹇谔之节——王戎玄儒兼治研究

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其实很少受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玄学影响,他秉承山涛入世的名士人格理想,代表了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一种实践情况。他怀儒家入世的精神而不婴事务,奉道家俭约的宗旨又广聚钱财,以其人格的二重性说明了士大大兼治玄儒的思想困境,影响了西晋时期知识分子“士无特操”的文化品格。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王肃儒道兼治与玄学发微

王肃继承荆州学术玄学倾向,以驳郑为目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结果,往往有倾向于道家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其治经形式也是偏于义理发挥,解说简明赅要,在经学内部变革之中继续孕育着玄学思潮的萌芽。通过对王肃《孔子家语注》及其学行诸多抵牾之处分析,可以发现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在王肃身上已有初步显现,他会通孔老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魏晋玄学统一名教和自然的中心课题;其对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多面影响。     

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其中嵇康以反“理伪”“争夺”的名教礼仪道德作为自己对道德本质的阐述,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作为自己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向秀本体论玄学发微

向秀《庄子注》表达的玄理本体“有”与“无”的统一是前后贯通而明确的,“生自生”与“化自化”,对于客观世界的存在物表现为“不生不化”,而万物自生自化亦能够成为“生化之本”。向秀以外物为本体之崇有思想倾向,说明了对现实的认同与向名教的妥协。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达到名教与自然合一。向秀本体玄学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兼治儒道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张湛《列子注》玄学论略

张湛《列子注》是东晋玄学的代表之作,是何晏、王弼以来玄学的进一步发展。张湛《列子注》在自然观上以“至虚”为宗,进一步辨析了“有”与“无”的关系;在人生观上主张顺应自然、追求超脱,反对穷奢极欲;在政治观上主张调和儒道、追求和谐,反对把名教和自然彻底对立。张湛玄学的归宿和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因此而独步当时,并在玄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     

论《崇有论》在玄学中的地位

《崇有论》就其性质言 ,应属玄学。裴危页学兼儒道 ,擅长“清谈” ;“崇有”之论着重于“有无本末”的本体论和“自然名教”的政治论 ,完全符合玄学的基本特征。《崇有论》作为玄学的一个发展阶段 ,上承“贵无论”予以批判继承 ,指出了“贵无论”的理论缺陷 ,提出了“始生者自生”、“外资”和“理”的理论 ;又下启“独化论” ,使玄学理论趋于完善 ,如郭象的“独化”思想以及关于“不可相无”和“命”的理论都与《崇有论》有着理论上的联系。它是玄学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

本文试图从天地、社会、人性三个层面,总体把握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及其与名教的关系.作者指出:作为言家口实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展现出自然“净化”名教、名教“同化”自然的思想历程和儒道双修、玄礼相济、名教与自然互补的理论倾向.清谈名士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心态和被扭曲的人格行为,恰是玄学的悲剧意味所在.     

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玄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玄学的发展 ,使老庄之学兴起 ,并与传统儒学争地位。自然与名教的冲突 ,不可避免地要从思想界反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魏晋玄学的本质 ,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与统一。要在名教的范围内得自然之趣 ,并真正达到二者的合一 ,有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南朝文化名士张融思想与创作的时代气息

运用文史互参的方法,将张融的思想行迹、文学创作与所生活的社会背景结合考察,旨在突出其在南朝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研究认为:张融融合儒、玄、道、佛的思想特征正是南朝时期儒、玄、道、佛互相融合的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典型体现;其创新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亦与南齐永明文学变革运动声调一致。     

张东荪定位儒学的三个前提

张东荪对儒学的定位是一种典型的“儒学退缩论” ,主张儒学从治国平天下的领域从“外王”的领域退出来 ,只管修身 (至多管到齐家 ) ,只管“内圣” ,只管“内心修养一方面” ,只管“个人心安理得的做人方面” ;治国平天下则完全仰仗科学与民主 ,完全仰仗西方文化 ,仰仗这个“整个儿的理智性的文化”。东荪先生如此定位儒学是取决于三个前提 :一是东荪先生对儒学之实质的理解 ,二是其对整个现代文明的理解 ,三是其对现代政治之实质的理解     

今本《西游记》姓闫说

今本《西游记》之祖本《西游记(平话)》,系全真教创始人之一丘处机麾下道士史志经等人所撰。文章进而从明代道教秘史等若干方面认定,今本《西》书定稿人也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居于江苏茅山乾元观的全真龙门派道士,其中闫希言(闫蓬头)师徒可能性最大,因此,《西》书作者不是吴承恩。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     

黄道周礼学思想论略

为了探究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黄道周的礼学思想,详尽梳理其原始著述以及学界的相关研究,并进行深入解读。分析认为,黄道周主张《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所以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而上学等层面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危机的学术合理性维度。     

从普陀山二十四孝浮雕看佛教对儒家孝文化的接受

明代石刻儒家《二十四孝》浮雕是普陀山佛教文化会通儒家文化的历史见证.这一事件,是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暗合儒家文化主张的内因表现,也是普陀山高僧在明代皇家崇佛、明末高僧隐士倡导儒佛融合与会通思想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从劝世治平到翱翔太清——论仲长统的愤世与出世

仲长统及其《昌言》批判社会不限于形而下的现象,也富含了哲理性思考。其“理乱”政治思想嫉恶如仇,但劝世治平的愤世言行同时体现出了道家倾向。仕途舛蹇、生逢乱世的身世感怀,影响其思考人生价值的定位由“愤世”进而转为“出世”。他借鉴老庄思想,以“得义”为基准对传统儒家进行否定和补充,呈现出非儒入道的异端色彩,最终留给历史一个“狂生”形象。不过,魏晋士大夫抉择儒道、构建内外互补的理想人格,仲长统确是开启端绪的先声人物之一。     

陈寅恪儒学观之思想理路透视

陈寅恪的儒学观大致包括3个方面，其一，儒家之道为一抽象通性之道，有永恒价值，是必须坚持的；其二，高谈抽象的精神学问的重要性。宋明新儒学通过吸收佛教思想，为儒家真正建立了抽象的形上之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将来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其三，儒家之道的涵义在于尊崇道德气节，贬斥势利。陈寅恪不但颂扬，而且立身行事无不践行。     

朱熹理一分殊的理气论与冯友蘭新理学之对比研究

旨在针对冯友兰建构新理学形上学四项核心概念:「理」、「气」、「道体」与「大全」与朱熹哲学相对应之核心概念,进行对比性之研究。冯先生深受英美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之影响,认为这是正的形上学方法。他以这种方法对朱熹形上学相对应的概念进行了格义式的诠解,他自谓其新理学形上学不是照着朱子的讲法讲,而是接着讲,企图发展出一套新的中国哲学之形上学。朱熹的理气可分不可离,且富有机性的联系。朱子的「无极而太极」以「无极」来描述最高实有「太极」之形上属性。冯先生的理、气、太极、道体皆为真实(本体)之抽象思辨所得之概念,与朱熹机体宇宙论格格不入。冯先生真际与实际(现象世界)之割裂虽不契于朱熹的理在气中之宇宙观,然而,他引介西方新实在论来重构新理学之尝试和成果,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未来可能发展,提供了新视域、新思维法、诠释法,启迪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