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家族与汉晋时期谯郡学术文化的繁荣浅探

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地区士人的努力。在某一时期,某些地方士人或者一些世家大族对地方文化的发展甚至还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汉晋时期,曹氏家族在谯郡从地方世家大族崛起为曹魏皇族,不仅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其“龙兴之地”谯郡的文化影响更为直接。大体而言,曹氏家族通过其政策制定、诗文创作不仅促进了谯郡经济的发展,也奠定了谯郡学术文化发展的基调与特质,促成了谯郡学术文化在汉晋时期的繁荣。     

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 ,客观上形成了汉晋之际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依托。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 ,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群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 ,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论东晋顾恺之的“痴绝”

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世称“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痴”同他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精神人格是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物才性、品藻标准等都密切相关。本文试从顾恺之的“痴”与两晋士人的“痴”入手,从魏晋人物品藻和时人风度来分析顾恺之的精神人格与魏晋士人的审姜风尚。     

唐宋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与词史流程

中唐至两宋时期 ,士人的人格观念经历了一段从“才子”经“浪子”再到“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 ;与此同时 ,词则走过了一段从兴起到初步繁荣、最终走上多元化发展方向的曲折路程。唐宋时期文人词的这一发展流程受到了士人人格观念衍变的深刻影响     

临终遗言:汉晋之际士人死亡观演变的一个思想史解读

人的临终遗言或许能提供比其生前更真实的思想资料,透露出比正史所载更为真切的历史信息.汉晋之际士人临终遗言中体现出来的死亡观,经历了一个从"嘉生恶死"到忧生顺死、从追求厚葬奢葬到践行薄葬俭葬的演化过程.通过对汉晋之际士人的临终遗言及其背景的解读,可考察汉晋时期士人死亡观演变的轨迹,进而从一个侧面解读这一特殊时代的思想史.     

人格跨世纪与发展中国“本土化”人格理论的思考

人格跨世纪与发展中国“本土化”人格理论的思考余潇枫一、发展中国“本土化”人格理论的迫切性人格跨世纪是世界各国公民所共同面临的生存现实。人格作为体现人的存在的最高生存方式，与人类的文明变迁和民族的文化模式密切相关，因此，人格的转型意味着人的精神的转型和...     

孟子的士人理想与人格精神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圣王”政治 ,“为王者师”就是他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对士人身份的最好设计。他认为“道尊于势” ,君师人格平等。其实质是向王权争回士人做人的平等权力和人格独立。孟子“道”不行 ,开创了德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 ,追求以仁义化天下而“不知为之者”、“功成而不有”的人格自由与伟大。高扬士人人格的独立性与自由性 ,是他对中国古代人学思想作出的突出贡献     

凤凰与早期中国理想士人人格的赋形

西周初形成的天命观以君权神授、以德配天为核心内涵，解决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凤凰被形塑为传达天命的使者，代表天临鉴人间君王之“德”，并成为“明王”的预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凤凰的知识和信仰被转换、改造，用以建构和形塑理想士人人格。孔子将“知天命”作为君子人格的本质，将“德”由政治面向的君王的德行转换为人性面向的士人的德性，将天命转换为理想士人人格合理性的来源，同时将凤凰出现与否和君子的穷通联系起来，将其形塑为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的形态与仁、义等德目的对应关系随后也被系统地建立起来。屈原虽不言天命，但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思考没有超越周初的天命观，而且，他极其关注士人的人格，张扬凤凰被放逐、被囚禁以及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将其形塑为洁身自好、取义成仁的骚人人格的表征，透露出士不遇的焦虑，这得到了宋玉的发扬。汉代士人则基于时势的体验，主张“知命”、“委命”，建构适应大一统的新君子人格，潜藏着吁求君德和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文化动机；基于环境判断或远翔或降临的凤凰被形塑为审时度势以选择进退的新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虽被不断形塑为不同内涵的理想士人人格，但都潜藏着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不遇焦虑的...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集中摹写了魏晋士人这一鲜活的群体。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所推崇和实践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了迥异于两汉的独特风貌。魏晋士人超越世俗、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折射出魏晋时代儒家价值观的式微和道家价值观的兴盛。魏晋时代的人格之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关的丰碑。     

“魏晋风度”的美学特征

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审美人格的感性显现,也是魏晋玄学精神的感性显现。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可用一个“清”字去概括,“清”是具有高品位的美学特征。这种特征从魏晋士人的仪态风神和内在性格中表现出来。     

李渔文化人格论

本文从李渔的自适心态、“游于艺”的人生价值选择、赋予为艺以糊口资生功能的贵生意识三个方面，探讨了他不同于传统士人的新的文化人格，并从市民意识的角度分析了形成其新的文化人格的原因，并指出，囿于实际的市民眼光和大众文化的艺术品味，使李渔的艺术创作悦世之姿有余，而传世之生命力不足，是其人其文失之所在     

中国古代治理中的君士互动

治理作为一种互动行为过程,在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突出地表现为君士互动。在先秦以前,国家治理中的互动表现为“君士共治”,从舜、禹、武王等的问政,以及最初的巫、觋与王权的积极互动,都表现为“共治”的互动。但是,大一统体制建立之后,君士互动的模式中,重心明显偏向了君权一方,而又由于对君权无法制约,“以吏为师”的结果就是“士贱君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政治构架,士人在君权之下总是惴惴不安,当然也不乏谏政、议政之士人,但能善终者并不多见。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士人的“入仕”与“入世”情怀,永远是为维护和巩固君王权力效劳。当古老帝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之后,士人的政治目标第一次发生了“位移”,即从维护君王的政权转变为挽救国家的救亡图存。这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也表明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转型过程。     

世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窘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化

传统儒家基于“志于道”的终极理念而确立起的士人经典化的生活模式 ,在晚明社会的变迁中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之中。“贫”、“穷”、“抑”成为晚明士人最为重要的生存困惑与社会呼声。晚明士人也于这种生存压力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促动下 ,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 ,开始了由“道德人”向“世俗人”社会角色的转化。这种转化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但同时也潜在地促动了“士”与社会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拓展了其通过社会而存在的能力。     

论屈原之崇道精神

屈原作为士 ,具备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士人的特点———崇道。具体表现为“以道自任”、“以身殉道”。与一般士人不同的是 ,屈原不仅在理论上“以道自任” ,而且在行动上“以身殉道”。对于孔子以来建立的“士人”理想 ,屈原有继承 ,也有发展。更为可贵的是 ,屈原将士人的人格理想付诸实践。用实际行动铸就了一座士人崇高精神的丰碑     

家园体验与汉晋纪行赋山水物色的呈现

羁旅纪行中的价值困境引发向往家园安顿的精神需要，山水作为补偿家园失落的重要文化因素，就成为展现行役之人追询家园的心理流程的典型形式，这也是山水审美依托行旅活动得以萌发产生的重要文化动因。汉晋纪行赋中山水物色的呈现形态，延续着《楚辞》模式中的楚调山水，逐渐发展为重视描写技巧和山水形质美感的山水赋，由对立于家园感的异己形态转变为怡情畅神的亲和形态，这种文体变迁与晋宋山水审美思潮的发展脉络是相应的。从“居”与“游”的角度看，陶、谢田园山水在文化意蕴上的差异，也可以从家园体验这一独特视角找到解释的依据。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简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水浒传》的主题释义与叙事特征

《水浒传》主题研究，由于文本的多样性，释读者历史、文化、释义等语境的变迁，构成多样的小说主题形态。“内儒外佛”的思维模式、文化人格与叙事传统；整体写意，局部写实——“虚实相生”“百川归海”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水浒传》主题——“为市民写史，替民族写心”的“无底棋盘”和中国文学特有的民族个性。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学者——朱光潜的“魏晋人”人格理想及其救赎

朱光潜的“魏晋人”人格理想,高歌自然天放的人生态度。理想人格期待和现实角色扮演的吊诡性,促使其正视板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强烈的担当意识催生朱光潜顺时达变的人格救赎模式。从“魏晋人”理想到出世——入世说,这不但刻勒了时代变迁的印迹,更体现他顺时达变的人格建构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