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程序失灵和程序法的人性假设

人性假设是设计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评判法律制度实效的重要参考,中国刑事程序法对司法官员的人性假设是公而忘私的“道德人”。过去十余年的司法运作中,诸多刑事程序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被不断规避、架空和搁置的尴尬境地,而程序法对司法官员基本人性假设的错位,是程序制度失灵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只有理性的认识到司法官员的“经济人”角色,程序制度的失灵才可能得到克服。     

清代社会视野下的图赖现象研究——以嘉道时期题本刑科档案为例

清代社会存在着广泛利用尸体泄愤或获取利益的图赖行为,这类行为的出现自乾隆朝开始显著增多,从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案件的处理较为复杂。清代有专门规定禁止图赖、恐吓取财与威逼人致死的律例条文,其中经历了例文与司法实践相互调适并进而修改的立法过程,大体而言,立法旨趣逐渐趋于具体化。图赖案件在清代的具体时空分布,以乾嘉道时期所占比例最高,而嘉道时期社会失范趋势加速,故以嘉道时期刑科题本中"图赖"案为中心的研究,分析图赖者利用尸体的产生方式、尸体与图赖者关系以及图赖发生原因,对清代图赖现象进行微观考察,可以从社会与司法等方面剖析其生成机制,借此展现清代中央司法官员在案件审理中司法运作的实态。     

论中国古代"刑罚得中"思想

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刑罚得中的司法经验最早是从维护国家统治稳定出发,慎用重刑而提出的,后来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主张刑罚适用的中道和谐。刑罚得中思想的实现一方面依靠司法官员司法技术的提高;但在无成文法可依的情况下,司法官员需以"礼乐"作为司法的原则,"礼乐兴则刑罚中"思想符合中国传统伦理社会特点,以礼乐为原则的司法能够保持社会和谐。"刑罚得中"思想对现代司法公正有着一定启示作用。     

健讼与惧讼：清代州县司法的一个悖论解释

以州县自理案件为视角来讨论清代诉讼文化是一个很好的进路。通过考察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参与者（诉讼两方、作为诉讼帮助人的讼师和司法官员）的诉讼心态和策略选择,可以发现州县自理案件参与者的心态和行为存在一种＂健讼＂和＂惧讼＂的悖论式决策博弈过程,这是构成清代健讼风气乃至司法文化的关键。     

中国古代“礼情司法”模式及启示——以清代基层司法判牍为材料

通过对242个真实判例研究发现,清代基层司法官员不是依据法律、判例判决案件,而是依靠“礼(儒家伦理)、情(案情、常理)”来断案.这种“礼情司法”模式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传统文化、司法体制、社会结构、法官知识结构、民众素质有密切联系,这五大因素决定了当时的司法不可能过多引用律文法条判案.“礼情司法”模式有利于化解矛盾、实现国家解决纠纷的目标.     

关于形式理性与法制现代化的若干思考

形式理性是西方现代法律的重要特征,形式理性要求法律规范严密确定、法律体系完整和谐,法律要有权威性,司法过程要求形式主义。形式理性对于法制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在法律形式化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要充分重视形式理性对法制现代化的作用,不断加以改进,以期早日实现法制现代化。     

司法能动主义视野下的乡土司法模式

为缓解乡土逻辑和法律逻辑在转型社会司法过程中的内在紧张,中国基层法院涌现出能动主义的乡土司法模式.乡土司法的实践模式体现出司法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司法的政治化和专业化、司法的能动性和被动性、司法的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内在悖论.对乡土司法内在悖论特征的揭示引发我们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我们只有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立足于中国悖论社会的话语情境和实践逻辑,才能树立对乡土司法模式的正确态度.     

论包拯的司法形象--兼谈对当代中国司法道德建设的启示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司法官员之一,包拯曾经树立了一个伟大的司法形象,对包拯的司法形象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司法道德建设以有益的启示.     

宋代立法与司法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宋代是中国法律文明发展史上成就辉煌的时代,这一成就突出表现为立法与司法技术的创新和进步。立法技术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各级政府部门注意编录散敕,为修立法典提供资料准备、修律中分门别类编纂,追求文字言简意赅,法条增刪严密;保留、创立诸多辅助法典、增设部门法和地区法、立法中注意广泛听取多方意见等方面。司法技术的进步更为显著,如司法侦查手段的丰富、司法检验技术的提升、司法审判中对证据的搜集和运用等。这些方面无不体现了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宋代司法官员在长期司法实践中,注重法律适应性,注重创立、总结科学理性的法律技术,从而有利于保证法律的完善和司法审判的公正严明,反映了宋代法律文明所达到的新高度。     

论形式解释论的坚守——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

我国刑法学界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学派之争虽然没有德日刑法学那么广,但是影响巨大。在实质解释论占据多数"阵地"的情况下,倡导形式理性的形式解释论需要的是坚守。现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且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倡导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因而在司法领域,形式解释论具有合理性。中国具有实质主义法学传统且当代中国已陷入法律实质主义的泥潭和守法危机,因此现实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形式解释论的坚守。     

判例对免除公开条款的适用——对美国信息公开诉讼判例的初步研究

1966年制定的美国《信息自由法》(简称FOIA)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即从传统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过程中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范例。可运用的司法审查被认为是信息自由法取得非凡成功的四项基本经验之一。美国联邦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对该法中的免除公开条款的精致适用,构成了美国信息公开法制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自由法》中的九项免除公开规定可进一步归纳概括为国家安全与秘密、内部行政行为、法律礼让、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五个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在相关判例中对上述五个方面规则的具体适用情形与发展,可以裨益于正在中国大陆活泼展开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实践,对发展中国的信息公开法制,特别是相关判例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论近代中国教案发生的原因

近代中国因民教相争而酿成的教案经常发生,教案的出现涉及到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背景和中国在世界的强弱地位、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外关系的变化.它既是强权侵略与反抗自卫的产物,也是侵略性的基督教文化与处于守势的儒家文化冲突的产物,还是弱势的清王朝屈辱外交的产物.     

宋代编例性质考论

宋代编例是将已有的判例编纂成集的立法活动,在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学界对宋代编例的性质有所争议。宋代例、例册与编例共存,例是例册和编例的素材,先有例,后有例册,再有编例。宋代之前的判例法经历了从秦汉的比附到唐代确立例的地位,自宋代开始,例成了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清代最终实现了律例合编。宋代编例在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历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是对例进行编修并将其上升为立法活动的过渡时期,可以发现宋代编例无论在体例、形式还是程序的视角中,其性质都属于立法活动。     

古典现代性批判两例

本文以卢梭和黑格尔为例，阐明对现代性的批判在这一传统内部即早有萌芽，故认为现代性的反思仅在20世纪才出现的看法，是太为天真，也是莫大的误解。     

论家庭暴力案件中的证据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的认定一直是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难点之一,而证据问题,则是家庭暴力认定中的难中之难。据此,在未来反家庭暴力法建立的证据制度中,我们应在家庭暴力民事案件诉讼的证明标准上采用“盖然性优势原则”;在举证责任中引入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此外,司法机关在证据的认定中应重视间接证据的运用。     

论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

中国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一直是困扰行政相对人、人民法院及行政法学者的一大难题,单纯依靠诉讼中发现问题之后在修改案中增加列举条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行政诉讼被告确定难的深层原因是没有正确理顺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和行政诉讼被告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导致行政诉讼中采用单一的"主体标准"确定被告。只有纠正理论认识上的偏差,重新构建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规则,并辅之以健全的制度设计,才能彻底解决行政诉讼被告确定难的问题。     

论适用人民陪审员的案件范围

我国关于适用人民陪审员案件范围的立法分为三个阶段,2004年《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赋予当事人选择适用人民陪审员的权利,是司法民主的一种体现。但现行法律关于适用人民陪审员范围的规定仍然存在不明确、不合理之处,理论上对此存在较大争议,实务上陪审率也存在较大差异。陪审率的高低并不等于司法民主水平的高低,从法律制度完善角度看,应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适用人民陪审员,同时限制当事人申请适用人民陪审员的案件范围。     

案例分析两则

案例一，被告人辩称，放在火车茶桌上的包的主人不在场，而将其拿走。根据实际情况分析，此辩解不能成立，不属于事实上的认识错误，所以，不构成盗窃罪，而仍构成抢夺罪。案例二，强奸罪和强制猥亵妇女罪在主观故意内容、客观行为、客体等方面都有区别。刘某强行搂抱、亲吻妇女的行为构成强制猥亵妇女罪，不构成强奸罪（未遂）。     

公诉案件和解正当性探讨

破解公诉案件和解现实困境的前提是,要理性阐释公诉案件中和解的正当性内涵,并以此作为制度构建的价值基础。将和解引入刑事领域,国家将一部分追诉权让渡给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对国家垄断公诉权的质疑;刑事和解蕴涵着主体间性程序价值;和谐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是刑事和解超越刑事领域的价值指向。     

民事协助执行人浅论

在“执行难”成为民事执行之痼疾的今天,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司法系统之内似乎已经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完善协助执行人制度对于缓解“执行难”、保障民事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弥补司法之不足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具体建构协助执行人制度中,协助执行人的范围、协助执行人加入诉讼的方式和协助执行人的权利义务责任是主要的内容和核心环节。审慎的制度设计对于发挥协助执行人的功能,实现协助执行人之立法目的有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