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角下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困境和路径——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生态系统保护提出的新方向,加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家公园治理体系存在着偏重政府单一主体、缺乏多元主体参与的问题.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研究框架,认为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同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重要参与者,三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打破目前在国家公园试点中存在的府际横向协调、政企协作和政府与居民协作的困境,提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以及生态系统保护的有效路径.     

从管制走向互动治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政府环境管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主流模式,然而存在着政府替代还是市场修正的逻辑悖论、政府管制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不足、公共利益核心价值观的缺失、管制政策对公民参与回应性不足等问题。从而,导致了我国以政府环境管制为主流的治理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未来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应当以管制为逻辑起点,建构一种新的以自上而下治理、自我治理、合作式治理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互动治理模式。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协同治理的规范构造探析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具有后发优势和鲜明特点,是成果最丰富、进展最迅速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领域。在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因其多元的治理主体和复杂的治理内容的实践需求,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协同治理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及其构造,涵盖了多元主体、多元方式、多元治理机制3个主要方面。其中,多元主体在我国国家公园协同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这些主体涉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各级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一般社会公众以及包括特许经营企业和社区居民在内的特定社会主体。在治理方式上,多元主体之间在推进国家公园治理过程中,通过管理机构与所在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的横向协同,以及政党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纵向协同,进行互动、交流、协调,形成治理的合力。在治理机制方面,我国国家公园的协同治理机制主要由沟通协调机制、利益平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约束监督机制等核心机制构成。     

政府环境管制的转变路径研究

由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要求,政府对环境的监管正面临着政策转型,即由环境管制到环境治理的转型。由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形成决策并参与管制的实施,分担改善环境质量的社会责任与成本投入,使环境管制实现由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单向度“管理”向公私部门以及社会上其他行动者之间多向度“治理”的转变     

合作治理: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

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合作治理,不是一种固定化、理想化的模式,而是一种不断变革的趋势。依据政府权力谱系与社会公民性程度这两种维度,可以把合作治理划分为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这两种基本类型。权威型合作,即权威型国家与臣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而民主型合作,即民主型国家与公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由于在制度安排和社会形态上的基本差异,因而在合作建构、合作关系、合作结构以及合作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分别。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应然逻辑、政治博弈与实现机制

协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沟通、良性互动、积极回应与通力合作形成的治理格局。然而,由于有限理性、利己主义等原因,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蕴含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间的政治博弈,这必然将给协同治理的实现带来一定的阻碍。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需要构建有效的承诺与合作机制、信誉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监督机制。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协同行为实证研究

运用信度检验、效度检验、结构方程分析等统计方法,实证研究主体关系、外部环境、政府自身3个因素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互补型协同行为形成的影响程度,以及这3个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研究发现:伙伴能力和公众要求是政府是否采取合作行为的主要外部考量,良好的信任关系和对彼此资源的依赖互补性能在客观上促成网络主体之间进行协同,公共服务质量和政府回应性则是政府主动采取合作行为的内部驱动力,而公共服务本身的复杂性并不必然导致协同合作.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服务型政府宪政内涵诠释

转变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建构全新的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是中国政府行政发展的必然方向。服务型政府蕴含着丰富的宪法元素,具体来讲服务型政府是质量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有限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便民政府、效能政府和责任政府。建构服务型政府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     

合作治理嵌入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分析

现阶段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村民自主治理和传统的政府干预治理范式,但是这两种范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理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问题.合作治理作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方式具有其理论依据和逻辑契合点.因此,"政府-引导-农民行动-村委会沟通"的合作治理模式应该成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的趋势,从而实现美丽乡村和宜居乡村建设.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主体、类型与效果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是指来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管理、控制或约束企业的环境影响行为,以实现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道德责任。通过对治理系统中各行动主体的分析,将治理分为七种基本类型,其中三种分别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实施的单方治理,四种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两者结合或三者结合所形成的共同治理。根据政府治理的强制性程度、企业治理的行动主体、社会治理的行为目标,又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一些子类型。某一特定的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进而影响到治理效果;各种治理类型之间可以有意组合,形成治理合力;政府可以通过“元治理”对各种治理类型进行统筹安排,以发挥更好的治理效果。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     

上级政府激励与同级政府竞争——乡镇政府河道专项治理的实践逻辑

本文以豫北梨镇的河道专项治理的行动事件为分析文本,将河道治理作为一个"事件",放置于动态化的运动式治理"过程"平台之上,并采用半结构访谈法进行资料收集。在环境保护被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尽管环境治理能够被列入市级政府的年度规划中,但是在政府的治理注意力分配不均及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常规环保治理的绩效有限,导致多年来难以彻底解决河滩违建养殖问题。在中央政府"清四乱"环保政策的指导下,市政府把财政资金向乡镇政府河道治理倾斜,乡镇政府则通过河道专项治理的方式成功完成治理任务,顺势转型为新型常规河道治理,有效地维持了河道专项治理的绩效。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行政性政治激励、基层政府财政能力的纾解、基层政府的行政注意力分配、基层政府间的横向竞争等等,是乡镇政府河道专项治理大获成功的实践逻辑。基层政府的专项治理能够获得成功,需要上述条件的完备。     

中外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

由于互联网发展水平及国家治理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当今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也各有不同。尽管如此,在时间维度上,不同国家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复合和统分协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从非政府化的治理转向政府管控,再向多主体协同的治理模式转变;同时,不同时期各国采用的政策工具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政府主导的互联网治理阶段,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导向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两种主要的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中科技社团的角色缺位与行动策略——以湖北省为例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时期,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大社会主体格局逐步确立。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其政府的管理职能亦在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亟须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科技社团作为湖北省社会组织的重要力量,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当前湖北省科技社团虽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角色功能,但也存在较严重的角色缺位,尚未真正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成熟的第三方力量。因此,湖北省科技社团应采取积极的行动策略,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学市场型治理的逻辑选择

我国大学传统的治理模式兼具有政治控制和科层制的双重特征，主要以政府为导向。新公共管理为我国大学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大学治理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方面，外部治理是以政府为主体，从政策角度来建立政府与大学的合作关系；内部治理则需以大学为主体，引入市场型治理模式，以顾客为导向，重视大学战略管理，构建大学弹性组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