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臣与胡宗宪交往始末诗考

沈明臣的部分诗歌记载了他与幕主胡宗宪交往始末的具体活动和心路历程。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解读这些诗歌,可以补充考证二人在沈明臣入幕、随幕、离幕三个阶段的详细交集以及宾主关系的变迁。沈明臣在替胡宗宪平反伸冤时所表现出来的忠义执着,不仅是对故主知遇之恩的私人回报,还反映了东南倭乱所造成的时代伤痛以及布衣匹夫对当日朝政黑暗、国事不济的一腔忧愤。     

沈明臣著述版本考

沈明臣是中晚明著名山人，著述颇丰，但散藏各地，版本又未经考订，直接影响了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通过访查图书馆和古籍书目，对沈明臣著述版本进行梳理，发现有16种，其中集部14种，史部2种，且大多流传下来。沈明臣著述版本梳理有三方面价值:其一是文学价值，有助于明代诗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其二是史料价值，如考订出《孤愤集》可为胡宗宪案提供相关史料；其三是版本价值，如梳理出《青溪集》《帆前集》是稀见本，而《丰对楼文集》更是海内外孤本。     

浙东布衣歌手沈明臣

沈明臣出身于宁波栎社一大家望族。明嘉靖年间．明臣一度曾与徐渭同为兵部右侍郎胡宗宪募客。此后,他先则浪迹于吴、楚、闽、粤之间;后归故里,成为两上草野骚客之领袖。他作诗七千余首,既有慷慨铿锵之作,也有满目琳琅的小品,尤擅古体歌行;其寄慨抒怀之作曾脍炙人口,可称得上晚明浙东“独鸟鸣春”的布衣歌手,其门人屠隆,后辈文人钱谦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都曾在著述中对其多有褒奖。     

论西门庆的原型--《金瓶梅》作者徐渭说新论

本文是考证徐渭为<金瓶梅>作者的第一部分,主要论证西门庆的原型即徐渭的幕主、"极品高官"、兵部尚书胡宗宪,以修正潘承玉先生徐渭说的不足.     

应当全面评价胡宗宪

本文根据目前所能掌握到的资料,大致勾勒出胡宗宪一生活动的轮廓,论证了他在各个任职阶段的业绩。作者还从辨析海倭的性质人手,阐明胡宗宪积极领导沿海地区军民抗倭的功绩和意义。作者认为这位有功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蒙受不白之冤,今日应当是恢复其名誉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给予他一定的历史地位。     

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金瓶梅》与明代徽州府

受胡令毅先生的启发,笔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徐渭,西门庆的原型是徐渭的幕主胡宗宪.虽然我们与徽州潘志义先生提出的《金瓶梅》作者为汪道昆,西门庆原型是吴天行的观点完全不同,却均认为《金瓶梅》故事的背景地点就在古徽州,或更确切地说,主要在歙县.笔者为了考证这一问题,曾两次赴徽州考察,终于有所收获,下面试从七个方面作详细的阐述.     

论胡宗宪在《筹海图编》编撰中的重要作用

现行《筹海图编》共十三卷.它的编撰过程以郑若曾入胡宗宪幕府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郑若曾在未入幕府之前已经完成了《筹海图编》前七卷部分内容的编撰,而前七卷的大部分内容及后六卷完成于胡宗宪幕府之中.在《筹海图编》第二阶段的编撰中,虽然郑若曾仍然担任着资料收集和执笔撰写等主要编撰工作,但幕府主人胡宗宪在这一阶段编撰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组织其幕府成员共同辅翼郑若曾完成《筹海图编》的编撰,并最终促成了此书最终的出版刊行,而且还为《筹海图编》后期编撰特别是《筹海图编》的后六卷内容的编撰贡献了自己的思路.因此,在不否认郑若曾为《筹海图编》主要编撰者的前提下,胡宗宪的编撰功绩不应该被埋没,同时“胡宗宪辑议”这种署名方式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山人与晚明社会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山人在晚宋一度活跃。明初山人敛迹 ,抵明中叶以后复演为极盛。晚明山人以能诗为特征 ,以游历于达官富室为谋生手段。山人在晚明的盛行是由于经济繁荣条件下对于高雅文化的普遍追求、政治黑暗、科举入仕道路的壅塞、佛道思想流行造成的出世心理和心学影响下的任情适性的士风 ,以及儒生与文人的混合。作为一个寄生的阶层 ,山人之主流的社会行为为谋食所需而污。山人之盛反映了知识分子脱离传统儒家人生道路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学上对晚明飘逸闲适的文风颇有影响     

施士洁与海峡两岸诗社的发展

通过对离台内渡的台湾进士、作家施士洁与海峡两岸诗社文学活动的考证,论述了施士杰对婆娑仙籁吟社、菽庄吟社、寄鸿吟社等诗社发展的贡献。以此证明台湾和祖国大陆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从而使“文化台独”的言论,不攻自破。台湾和祖国大陆都是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的。     

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的诗学观

在宋代诗歌批评史上,北宋诗歌评论家张表臣的诗学观占有一席之地。《珊瑚钩诗话》是张表臣的代表作,他结合多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和事迹,论述了其基本诗学观。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就“诗能穷人”提出异议,认为诗人创作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穷”或“达”的境遇,而在于诗人内在的创作天赋,即“能诗与不能诗”;张表臣提出,创作应祖述前人,但又必须创新,而创新的首要问题在于立意,次则须炼句、炼字;张表臣强调,诗歌的风格追求应以含蓄天成、平夷恬淡为上,反对支离破碎、怪险蹶趋。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还对一些文体、作家、作品作了具体的分析,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论宁波籍诗家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观

宁波籍的袁可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家的代表,他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其中针对新诗感伤诗风提出的反抒情,针对新诗“意义明晰”阅读惯性所倡导的“晦涩”,针对“单纯”式诗思模式提出新诗的综合性特质,都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些理论在后来的新诗发展中仍得到明晰的回响。     

?济北诗话?对宋学之受容新论

国内学界一致认为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受宋代理学影响较深,其以“适理”、“雅正”论诗就是典型例证。但作为一个佛学修养高深的禅僧,虎关从深层上更倾向于以禅学论诗;其论诗须“自得”“醇全之趣”实质就是禅宗发明本心之回响。虎关“适理”论中含蕴理学与禅学两种思想影子,更接近于融汇禅学、心学于一体的严羽诗学。     

从《咏怀》的“旨邈意远”看玄言思想对阮籍的影响

针对《咏怀》所表现出来的“旨邈意远”的特点,采用文献印证的方法,剖析其主题的难测、手法的隐秘、境界的旷远,得出《咏怀》“旨邈意远”这一特点的形成是玄言思想影响的结果,进而肯定阮籍推动了玄言诗的发展。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从任渊《后山诗注》看后山诗法

宋代学者任渊著有《后山诗注》,该书能发明陈师道之意,对陈师道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引出与其意义契合的出处,并由此看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黄庭坚、王安石、苏轼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从而总结“后山体”的特点。陈师道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方面,达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效果,最终自成一体。     

万汇竟流 一趣同归——对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的一点看法

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存在着许多分歧 ,彼此互相攻诘 ,相持不下。如何评价不同观点和理论流派之间的斗争 ,是研究我国诗歌理论发展史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联系诗歌艺术的创作过程 ,认为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都可归入“教人作诗的理论”和“教人作什么诗的理论” ,进而指出相互分歧的理论事实上并不矛盾 ,而是相辅相成的 ;同时 ,本文还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理论体系的构成 ,发表看法 ,力求能更好地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