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与张贤亮小说中死亡意识之比较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与中国作家张贤亮都善于通过对人的身体的书写来折射出人类超越死亡之路。由此表现出来的是作家对人性伦理的哲性思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两位作家的写作姿态同中有异：同样是对性政治的关注，昆德拉的着眼点在于个性，而张贤亮的关注点在于集体的理性力量；由此差别又带出了作家对于灵一肉关系的不同见解。     

论郁达夫与马拉默德短篇小说中的苦难言说

描写民族苦难以及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的困厄和艰辛，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中国作家和犹太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文章选取了中国作家郁达夫和美国犹太作家马拉默德最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品进行分析，主要关注了他们对苦难的表述和言说的方式、角度，以及对超越苦难所做的不同尝试。郁达夫着力表达的是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青年人的苦闷，马拉默德关注的是作为生命之常态的苦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中国近现代大多数作家都抄“救亡图强”的近道去解生之苦难时，反观同时代的犹太作家们对苦难的表达，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新的图式和角度。     

自毁的人类文明——从《高老庄》到《城堡》再到《变形记》

弘扬人文精神，关注人类终极命运，是作家的根本使命，在这一点上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生存于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和我国作家贾平凹竟不约而同地表现和探索了人类精神的痛苦和困惑，传达了人类最终为自己创造的文明所毁灭的精神理念，警示现在人类应该给世界提供一种生命的意义，充满活力地度过一生。在表现这一共同主题上，两者运用了不同的创作手法，在中外文学史上遥相呼应，互为补充     

作家经验与艺术变形

文学作品与作家经验的关系历来十分微妙。作家论及创作时，往往对此遮遮掩掩．甚至秘而不宣。事实上，文学创作是在作家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虚拟想象和艺术变形创造艺术经验的过程。由于作家经验的不同，由于作家对经验的依赖程度和创作个性的差异，作家将经验化入和变形为艺术经验的方式必然是千差万别的。文学创作的规律体现着艺术变形的规律，艺术变形的方式也同样渗透着作家对生活经验的态度和审美要求。创作的奥秘也正在于此。     

从同舟共济到分道扬镳——10世纪20年代小说中爱情与自由之辩

20世纪20年代，大量的青年作家试图在小说中探索爱情与自由的新关系，这其中存在着不同趋向：一方面，大量作家抒写了为爱情而战的决心，无论是追寻恋爱的自由还是追寻自由的恋爱，总之都是把爱情与自由同构；另一方面，也有些作家开始探讨自由对爱情的破坏，或爱情对自由的束缚。文章阐述20世纪20年代小说中表现出的这几种趋向，并由此指出作家们的总体追求的意义所在。     

一样的倾城 异样的人生——《倾城之恋》与《另外一个女人》之女主人公形象比较

张爱玲与多丽丝.莱辛作为女性作家，她们都对女性的心理倍加关注，都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探索。文章对《倾城之恋》与《另外一个女人》中的白流苏和柔斯形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她们性格的差异和最后结局的不同是源自各成体系的中英文化传统及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     

现实主义的灵魂——陈忠实与柳青创作的真实性比较

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和灵魂，也是众多以现实主义为宗旨的作家努力追求的创作目标。在当代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和作家主观认识的差异，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在创作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作为“十七年”文学代表作家的柳青遵奉在先进世界观指导下的真实观，而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陈忠实更注重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去超越时代和政治局限，描写生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追求历史的本质真实。     

战争与命运的交响和变奏──《一个人的遭遇》与《俘虏记》的比较批评

肖洛霍夫与大冈升平两个作家对战争题材进行了开拓创新，分别经历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洗礼、磨难的两个主人公在战争进程中具有不同的自我抉择和历史作用，不同性质的战争对于主人公的行为方式、精神性格有不同影响和制约作用。两个作家以各自内涵不同的人道主义思想观照了人在战争中的悲剧性命运及其因果关系。     

激情 责任感 女性独立──试论夏洛蒂·勃朗特与张洁的作品共性

“激情、责任感和女性独立”是夏洛蒂·勃朗特与张洁的作品共性。夏洛蒂是19世纪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张洁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女作家，两位作家的共性证明，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同样也会开放出异常相似的文学花朵。     

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小说生命主题

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生命形态,也孕育了不同的乡土意识和状貌各异的地域文学。通过对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源流的梳理可以确立作家创作的特定文化渊源,通过不同的乡土理念的分析可以确认不同作家的创作选择和创作风格,通过作家笔下不同类型的乡村人物和社会群体的研究可以透视不同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基调。在"地域文化—乡土小说—生命主题"理论框架中,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四个作家群体——浙东作家群、湘楚作家群、巴蜀作家群、关东作家群及其创作文本,均对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乡土小说的生命主题进行了历史性观照,发掘出了乡土文学的地域文化资源。     

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中国与印度是相邻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性，这些共性源白两国的地理幅员、人口规模和悠久历史。西藏地区位于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汉人和印度人在与藏人交往时显示出不同的态度，这与中国和印度两种文明的特征和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有关。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汉文化的传播与印度梵文化的传播也有各自的特点。文章最后就汉人、藏人和日本社会对源白印度的佛教采取的不同的接受方式，探讨了各自社会文化传统的特征。     

佛教对巫术思维的批判及其影响

根据巫术所依赖的观念基础,可将巫术分为三种类型,即祭祀型、巫蛊型与前占型巫术.佛教对巫术的批判影响了中国的伦理观念,使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伦理价值取向显示出不同的特征,这说明文化整合的成功.道德规范和价值的差异可以表征不同的文化,应尊重不同类型的文化,让文化的整合在平等对待的基础上发生.     

也谈高校校园文化

本文通过纵向剖析与横向比较,指出中西方校园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大学生创造校园文化,校园文化也塑造了不同时代大学生的不同时代特征。文章也对校园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看法,认为校园文化不包括教师文化。     

巴赫金对作者意图的独到诠释

诠释学者在诠释文学作品的意义时,总是会涉及如何看待作者意图这一问题。诠释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巴赫金的看法与之有相近之处,同时又有巴赫金的独到之处。巴赫金始终认为,作品中总是存在或明或暗、可以揭示的作者意图,巴赫金主要是从小说话语中的多声性和对话性视角来深入诠释作品中的作者意图,这一点在复调小说理论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视为复调小说,认为这类小说不同于独白小说的一个根本之处就在于作家在实现自己的作者意图时,采用了一种与人物对话的表现方式,从而使复调小说的作者意图充满了对话性表现力。     

略论新农村建设的实施结构

本文从实施结构的角度分析新农村建设的意义,说明了新农村建设参与者——政府、地方精英和农民的角色特征,并试图从这些参与者之间的角色结构、它们之间的行动结构的角度去分析新农村建设的可能模式。文章试图指出,这些参与者们以往共同活动的经验形成了它们的性情结构系统,并会影响他们后来的合作实践。文章分析了在新农村建设中几种可能的合作模式,指出参与—协作是可选择的模式,重要的是把农民看作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依藉《江村经济》构想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针对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困境,作者认为有必要在西方经典经济学之外探讨一套独特的分析方法,或者进一步说,构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进而分析"中国学派"的三个基本因素,即经济学家群体、差别性的经济学思想和丰富的学术资源;最后提出,通过学习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所体现的注重分析方法、强调社会结构以及担负社会责任等,将为构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奠定必要的基础.     

也论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

从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不同的产生原因和表现形式着手,界定了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的概念,并总结出了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同时指出翻译时要尽量避免中式英语,使用规范的英语。     

多元主体与复合责任--论反垄断法关于行政性垄断的责任设置

行政性垄断是一种特殊的反竞争行为,这些特殊性具体表现在其实施主体的双重性、危害对象的二元性、违法性质的复合性、责任形式的多样性等诸多方面.为有效规制行政性垄断,中国正在制定的反垄断法必须在关系具体规制实现的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的设计上对其特殊性加以全面考虑,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设置.     

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对策

会计信息失真是现行经济生活中的客观现象 ,也是目前会计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作者经过深入思考 ,把会计信息失真的表现形式归结为两点 ,即会计差错和会计舞弊。二者性质不同 ,产生的原因也不同。在深入分析会计信息失真产生原因的基础上 ,作者阐述了治理失真的相应对策。     

三个女人的国家民族寓言——读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

马来西亚作家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与其说是一部爱情小说,不如说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寓言.小说的主人公苏其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裔富家子弟,小说中的三位与他交往的女子可怡、春喜（春天）、白衣女子分别象征了庸俗的现实中国台湾、怀念中的马来西亚、潜在的恋人中国内地,讲述了一个民族国家寓言.表现出作者对中国台湾的失望、对马来西亚的思念和对中国内地的追寻.作品呈现出了现代性、本土性和中国性的杂糅和混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