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中书宰辅在政令颁行中的权力运作

北宋元丰改制以前,宋廷以"中书门下"作为宰相机构,即中央政府,主管全国的民政事务,与主管军政的枢密院,号称"二府"。"中书门下"以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为正副长官,在国家政务决策与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宋朝政令颁行制度的建立与不断规范,中书宰辅的权力得到制约,然而,由于宰辅员任、个性、工作态度及与皇帝亲疏关系的不同,某些宰辅不断突破制度约束,在制敕文书的起草、颁降过程中试图掌握主动权,并直接运用堂帖、札子等处理政务,以此扩充中书宰辅的权力及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政令运行的实际曲线。     

宋朝官员印纸批书制度探究

宋朝政府对各级各类官员普遍颁发印纸,用于记录其入仕之后的阶官升迁、履行职责情况和功过奖惩等,这种官员印纸批书制度在宋代实行时间长、使用范围广,是宋朝考核官员的一个基础性的环节。对于政府而言,印纸批书不仅是了解各级官员业绩和各地各部门情况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也是对官员磨勘升迁、注授差遣所依据的重要文书档案。对官员个人而言,它则关系到其在官场上的升迁或贬降。因此,宋朝对官员印纸的发放、印纸批书内容和批书者的责任追究都有明确规定,但宋朝官员印纸批书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     

从《庆元条法事类》看宋代的文书制度

《庆元条法事类》(以下简称《事类》)是宋朝法典之一,宁宗嘉泰二年(1202)七月由右丞相谢深甫监修编成。全书分职制、选举、文书、榷禁、财用等16门。《文书门》尚存两卷,对宋代公文官书制度作了详细具体规定,其中某些原则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一、文书的类别和格式为了加快公文官书的往来运转,提高办事效率,《事类》对于采用何种公文以及文书格式都作了统一规定。皇帝颁发的命令文书有册书、制书、诰命、敕书、御札、敕榜等7种。如册书用于立后妃,封亲     

北宋中后期三省“取旨权”之演变

北宋神宗元丰时期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将原来职能甚少的省、部、寺、监等机构实职化,尤其是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制度改革对宋朝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中央政府由中书门下制转变为三省制,宰辅集团的政务决策机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改制后,三省取旨权不断调整,从改制伊始的三省各自拥有取旨权,到元丰后期中书省独取旨,再到哲宗朝三省合取旨,最后到徽钦两朝取旨权归属的混乱,可以说哪个机构获得"取旨权"在一定程度上即拥有了政务决策的主导地位。中书省的取旨权在中央政务运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曾一度左右三省政务运行的方向。     

宋代政务处理中奏议留中的非制度性现象——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

皇帝通常对既定政治制度不能随意兴废，但可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使非制度性政治行为常态化。宋仁宗时期，政务处理空间后移，官员奏议多呈送禁中，待君主以文书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仁宗有意扩大了留中奏议的范围，使得奏议留中成为奏议处理的常态化手段。当皇帝留中奏议，欲以己意下发诏令时，若两制官员以缴还词头的方式阻滞政令下达，皇帝则会以熟状或内降的形式下发政令，从而绕开两制官员。官员对奏议留中的异议多针对政事本身，并不针对将留中作为奏议的处理方式。非制度性奏议留中这类政务处理方式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使得君主的政务处理方式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     

北宋《真定府洪济禅院敕文札子碑》考析

北宋《真定府洪济禅院敕文札子碑》原样摹刻了宋徽宗大观二年的《尚书省札》和《成德军帖》两件公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尚书省札》摹刻有蔡京和林摅的花押,使我们对宋代押字制度加深了理解。《成德军帖》右侧顶格有一大的"使"字,是目前所见宋朝使相签字特殊样式的唯一摹写。《成德军帖》文末官员署衔,除一人以"知真定府司录参军"入衔外,其余官员系衔均曰"成德军"。这是宋朝在官员署衔中不用府州名而用军额特别规定的直接物证,对我们研究宋朝官制是有所裨益的。     

涉检信访不能承受“权利救济”之重

涉检信访因其具有的权利救济功能而成为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重要环节。就实证考察而言,现阶段涉检信访在总量、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点反映出涉检信访过度承载“权利救济”功能的事实;就法治理论而言,涉检信访超负荷的权利救济功能与程序公正、司法权威、规则统治之间存在冲突。因此,综合考察涉检信访运行的制度环境和既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弱化涉检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重新确定其功能定位,不断提升其规范化程度,并确立司法救济的核心地位,以不断完善涉检信访制度。     

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

唐宋间中枢政治体制的变革,可概括为从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转变。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在政务运行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着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唐代中后期的中枢体制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从政务文书的成立过程和签署程式看,尽管尚未突破三省制的框架,但从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产生来看,应是处于在旧体制内成长起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发展阶段。在北宋时期完善的中书门下体制下,三省机构的设置并未弃而不置,而是融入中书门下体制内的出令系统,三省在政务运行中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认罪认罚视野下检律关系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环节变成了检律协商协作、相互监督的第一阵地,刑事庭审阶段控辩对抗的检律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可以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塑造着新的检律关系."和而不同"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律协作的逻辑起点.检律双方应树立平等协商理念,优化、整合、利用好有限的律师资源,推动值班律师辩护人化,确立量刑建议精准化与合理化机制,在认罪认罚基础上探索不起诉指南,搭建检律协商协作、互相监督平台.     

宋朝文书档案保密制度再探

文书档案保密制度作为保密制度中的一种，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宋朝所处的特殊环境更是加强了宋朝统治者对文书档案尤其是军事文书档案的保密。宋朝统治者在吸取以往朝代文书档案保密制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创立了许多新的保密方法和保密制度。这些诸如传递军事机密文书所用的“字验法”及保密奖惩制度等新的方法和制度，不但对当时宋朝的保密工作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以后各朝乃至当今的保密工作都有深远影响。     

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

以文书御天下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文书的变化经常与政治的变化相适应。堂帖是适应中晚唐政治变化而出现的宰相独立处理政务的文书类型,历经五代、两宋,堂帖也经历了向中书札子、省札的演变。这种演变凸显了君相权力之争以及君主权力对日常行政事务的日益渗透;但经由对这些文书实际运作的考察,我们也发现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制依然具有较为充分的权力运作空间,使得君主实际上难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控制。     

正直端方的刘春霖

刘春霖是晚清时期一位政绩卓著的官员。他在云南为官30年,从候补知府做到云南布政使,在安边攘外方面建立项功,得到云南民众的拥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在勘定滇越边界问题上毫不退让,体现出一身浩然正气。他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善于用兵,在边患频仍的情况下,能使边境安定,展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和政治才能。在官场中,他遵循正直官吏立身处事的原则,颇有清正廉明的官声。     

古代箴体文探析

箴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产生于西周初年。这种文体成立的基础是所谓“官箴王阙”,是古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箴的标准文本是从周初流传下来的《虞人之箴》。从那时以来到晚清,除战国时期一度“委绝”,代不乏作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箴体文由官箴发展为私箴,进而出现君箴。箴本是使用范围很小的应用文体,但从汉代扬雄开始,经六朝而至唐代,著名的箴体作品,大多出于文学家之手,他们往往把文学方法用于箴文写作,遂使箴体文获得浓厚的文学性,足有可观者。     

宋"式"考论--兼论唐式之性质

宋代前期,式沿用唐式的内容和形式.神宗元丰以后,宋式在性质、编纂体例、修订模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性质上,由令的细则性规定变成为法定公文程式.宋式的变化,是宋代对编敕、格等法律形式的性质、功能进行调整的结果.宋式的变化使得宋令的内容更加整齐划一,令、式分工更加明确,两者关系更加协调、合理.     

明清时期府县官对上政务运作

明清时期对府县官实行多头领导,面对众多的上司,除了朝廷规定的政务工作程序之外,还有非制度规定的手段,使对上政务运作变得复杂。府县官对上政务运作主要通过文书实现,不同的文书应用到不同的政务,既有典章制度的规定,也有人为的技巧,以至文牍盛行,务虚而不务实的工作作风直接影响到地方治理的效果。除了文书之外,府县官晋见上司也是常态,这原本是政务处理最便捷的方式,但在上下不能够同心的情况下,往往成为互相猜度的角斗场。建言既给予府县官以直接向君主陈说的机会,也给他们带来风险。条陈既能够反映本地的问题,也能够显示出府县官的才能,却难免泛泛空言。府县官对上政务运作必须使用权术,事上成为工作重点。     

论宋代公文的说理性特征

宋朝文书传递制度的变化、优渥文人的政策以及宋人的政治热情,加之古文运动对文风的矫枉过正,使得北宋公文呈现强烈的说理议论色彩,具体显现在引经、举史、录事等方面。过于偏重说理议论的文风,背离了公文写作的本质,对公文效力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文运动的成就。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认为大丞相 ,左、右丞相 ,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 ;同平章事分为两类 ,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 ,其他则为虚衔 ;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 ,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 ,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     

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督盗贼”补考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一件命名为"光和六年(183年)监临湘李永、例督盗贼殷何上言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的法律文书,其中的"例督盗贼"实为"督盗贼",此件文书实际上是监临湘即中部督邮李永上呈督盗贼殷何实核大男李建与精张自相和从的案卷,从中可进一步了解汉代督盗贼参与调查解决民事纠纷和汉代督邮传递文书的职责。     

告地策的行文格式与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对秦代官府文书和汉代告地策的行文格式的对比,认为所谓告地策的行文程式,实际上是秦代官府文书的一种照搬。如果按照这种官府文书的行文程式来检讨那些被认为是告地策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告地策都是出土于湖北江陵一带,而且一共也就5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