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何处为家?——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中的身份冲突

当前身份冲突研究多以群体视角为主,缺少对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研究发现,农民企业家在返乡创业过程中面临身份冲突困境,表现为其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和当前的市民身份之间产生冲突。身份冲突缘于农民企业家在维持农村传统家庭和城市小家庭团结时的左右摇摆,从而造成身份认同的失衡。为缓解返乡创业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失衡,农民企业家采取了创业地点分流措施,在“经济能力强—农民身份感强—团结农村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返乡农村创业”,在“经济能力强—农民身份感强—团结城市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返乡城市创业”,家庭团结左右着农民企业家创业地点的选择。这一过程反映出了个体选择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并启发我们在分析人口流动问题时应兼顾客观环境与行动主体的主观认知,以便推动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进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半熟人社会”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提升路径研究

“半熟人社会”是以社会学概念“熟人社会”为基础，基于现代化发展和乡村社会实态，对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特征作出的概念性表述。“半熟人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环境特征会对身处其中的农民在社会意识及行动逻辑方面产生影响，其中既含导致农民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主体性不足的消极条件，同时也存在可以增强农民主体性的重要资源。由此应从重塑“半熟人社会”中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入手，加强乡村组织建设、汇聚人才资源，不断提高农民主体的组织化水平以及自身综合素质，避免乡村建设陷入农民主体缺场的困境，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     

三通道特斯拉阀门结构设计与优化

在个体化转型视角下,农民的谋利型抗争动机和行动策略被中国式个体化进程中的国家权威、社会关系网络和核心家庭共同形塑。通过分析L镇的一起公共设施征地纠纷可以发现:农民谋利性抗争取向形成于农村社会个体化发展过程中权利义务观的失衡和社会福利保障的欠缺,让具有“无公德个人”风险的弱势农民只能在风险社会通过增强核心家庭的经济实力寻求安全保障。同时,由于农村个体化进程中国家的主导性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工具化定位,抗争农民通过利益诉求正义化、抗争手段合法化和合作网络工具化的策略性行动来提高抗争成效。乡村社会个体化转型带来公共利益让位于个人利益的失序行为,需要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中予以改善。     

组织承诺及其中的文化思考

文章讨论了组织承诺的概念 ,提出组织承诺的结构及其要素 ;并运用态度理论阐述了组织承诺的社会心理机制和动态中的文化因素。组织承诺是成员指向其所在组织的一种心理倾向 ,其主体是组织中的成员 ;组织承诺的表现性质通常有感情承诺、继续承诺和规范承诺三种形式 ;成员组织承诺的指向是多向度地指向管理者和组织。作为一种工作态度 ,组织承诺具有态度的一般共性和心理机制 ,其中价值观与态度的关系、精神内容与行为的转换过程机理 ,说明信念和价值观是态度的基础 ;而信念和价值观是由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文化精神使之形成。所以 ,成员的组织承诺强度和向度具有显著的民族文化特征。     

基于多物理场耦合的夹心式压电换能器优化设计

通过对广西周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发现大规模土地流转使农民阶层分化经历着由无区隔向区隔化重构的变动过程。在土地流转前,农民根据土地规模和职业分殊自然地分化为有机衔接、无区隔的各阶层。乡村社会存在着一种“去阶级分化”的机制,村庄社会结构保持稳定,乡村维持着有秩序的善治。土地流转后,农民阶层分化出现了区隔化的重构,村庄社会本来隐没的不公正感突显并形成了较强烈的阶级意识,快速更替的村庄社会结构也将乡村治理带入困境。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高度重视国家、资本与农民三方利益关系的平衡以及农业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关系。     

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良性互动的实现路径——基于行动的“嵌入性理论”视角

在政府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中,如何动员农民参与始终是基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治理难题。农民为什么不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动？行动的“嵌入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农民行动是嵌入在多重依赖关系之中的。农民对国家的依赖性越强,越能回应国家（通过地方政府）需要的参与行动,农民对国家的依赖性越弱,越容易陷入自主性行动。通过NN市乡村清洁运动的案例深描,揭示国家主导与农民参与实现良性互动的关键是形成利益一致的依赖关系。因此,实现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的互动共振,必须重建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联,并通过政党嵌入和激励嵌入,为农民参与提供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源源不断的持续动力。     

分配与获取：阶层地位变迁过程与逻辑

阶层地位的本质是一种具有“地位特征”的“位置”资源,阶层地位变迁是结构与行动互动下“位置”资源的“分配-获取”过程。国家、市场、社会是阶层地位变迁的结构主体,分别从权力、竞争、关系的维度对“位置”资源分配发挥配置之力。个体是行动主体,受“经济人”和“社会人”驱动在“位置”资源获取中展开行动。所嵌入经济社会的制度性安排会对结构与行动产生影响,“分配”与“获取”呈现不同张力。受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当代中国阶层地位变迁呈现不同的阶段特点。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学术研究、政策话语、基层干部均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关于“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的讨论中,鲜有农民的声音。本文尝试将这一问题分解为“谁的乡村振兴”和“谁来振兴乡村”,从“受益主体”和“行动主体”两个维度剖析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分析发现,农民对受益主体的理解是综合其角色认知和现实感知的结果,农民认为他们自身在乡村振兴中并非确定的受益主体,也并非当然的核心行动主体,而更多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配角。本文认为,乡村留居人口结构与可行能力、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执行偏差以及农民对其主体角色的解构等共同形塑了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造成在乡村振兴行动层面农民主体性不足的现实。因此,从农民视角出发,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利益,培育和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     

敏捷性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边界条件研究

针对企业敏捷性的困惑，运用模拟实验方法，对企业行动的敏捷性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边界条件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决策框架”是敏捷性行动与创业绩效——员工承诺度和客户信任度之间的一个调节变量。同样的敏捷性，得益框架正向调节敏捷性与创业过程之间的关系：损失框架负向调节敏捷性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孤立框架下，不同敏捷性对员工承诺度、客户信任度没有显著性影响。该研究发现拓展了“框架效应”的外部效度，对创业企业控制“敏捷性”的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多元医疗的行动者网络——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为例

长期以来，以传统彝医药、生物医学与现代中药为代表的“药解”,以及以仪式治疗为代表的“神解”,共同构成了凉山彝族“神药两解”的多元医疗体系。通过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所展开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本文借助行动者网络的对称性原则，试图对称化考量“疾病—人”的关系样态，建立一个超越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框架，探析多元医疗体系的内部差异与微观运作模式。本文重点阐释了多元医疗内部的异质性。“治病”的过程本质是调解疾病—人关系的过程，是核心行动者领衔并调动多元医疗行动者网络中治病之药、治病之术以及治病之物，以实现与疾病达致平衡状态的行动过程。同时本文跟随当地村民的治病行动过程，以关系性的视角重新厘清凉山彝族多元医疗网络中的行动者及其动态行动轨迹。凉山彝族多元医疗的行动者网络表明，一方面，多元医疗的治病过程是人与非人、神解与药解、历史与当下等各种关系相互缠绕、不断生成的过程性行动。正是这一系列异质性行动扭合为一种关联性的存在模式，最终成为凉山彝族多元医疗行动者网络。另一方面，多元医疗行动者网络具有本体论、认知论以及方法论的三重意涵，为后续进一步深挖多元医疗的异质性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研究视角以及对话的可能。     

场域关联、差序嵌入与信任结构的再生产——基于华北一所科技小院的经验研究

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外源型农技推广组织与农村社区长达10年互动的社会过程来呈现非先赋性信任再生产的逻辑。分析发现,外源型农技推广组织实现由外而内并不是从“外人”变为“自己人”的线性嵌入,而是在“深嵌则依附”与“浅嵌则独立”之间寻找契洽共存的身份认同与行动空间的过程。虽然外源组织囿于乡土社会中内外有别、关系本位的特性,但是其反以“关系”为策略,基于“利益”与“情感”两个维度在场域关联的空间中差序性嵌入,通过高频的人情交往和利益交换在核心家族和区位格局的次级群体上建立自身的核心圈和亲近层,借助增产增量建立组织声誉来扩散村庄整体的互惠网络,将小院院所开放成半公共空间以生产着“生-熟”的信任格局,采取差序分利和模糊雇工来平衡环境依赖和组织独立,以实现从客人到帮手、从帮手到伙伴的身份转变,最终建立组织的合法性身份与行动的合情性空间,在“能否行动”的基础上推动“行动顺畅”成为可能。这种“伙伴”身份的建立过程也再生产着具有伦理性质的信任关系,此类非先赋性的多主体、多维度、层层推进的信任结构,是外源组织嵌入乡土但是不囿于乡土的切实选择。基于此,文章认为,外源组织由外而内的实现不只是一种嵌入过程,更是一种总体性信任结构的生产过程。     

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治理过程,而“垃圾分类难以实施”是其实践困境.“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对象不清、公共行动规则和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断裂以及国家行动者和社会参与主体的治理关系不对等,构成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困境的三种内在张力和“症结”所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是:明晰垃圾分类治理对象及其关系,达成公共行动规则与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链接,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从《论语》和《孝经》看孔子“孝”思想的可能意蕴

从中国“孝”文化传统的主流来看,父权主义的主体原则、强势原则、血缘亲情的核心性原则、道德行动选择原则化的解释路向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解释学的视野看,“孝”还可以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其伦理内容要靠其他道德范畴来补充说明;“孝”范畴主要功能在于构建社会纵向关系和天人关系的意义内涵,孔子对“孝”的行动指令的说明是服务于这一意义内涵的。     

儒家文化认同与自然人性的冲突--论《白鹿原》中白嘉轩的人格悖缪

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白嘉轩从一个本色农民过渡到白鹿原民众“精神领袖”的过程,是他从对儒家“仁义”的企慕叹赏到对自己儒家化身份的寻找、确认与建构的过程。同时,对儒家化的认同与人物的自然人性又无时不在发生着冲突。而人物因为在历史动荡的夹缝中无法保持完美而不得不破坏其自身的完善性,从而形成一种悖缪。     

魂归何处：“阴宅”的法律属性与社会功能初探——从周口“平坟运动”切入

“阴宅”是连接死人与活人关系的特殊建筑物,坟地属于集体建设用地范畴,是农村一种特殊的宅基地.它是农民日常宗教生活的重要场所,是维系乡村“文化网络”的重要手段,是维持村庄社会团结的重要载体,更是农民当下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河南“平坟运动”是在国家土地政策和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双重约束下发生的一种“运作土地”行为,它误判了“阴宅”的社会性质,无视其重要社会功能,是一种严重损害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为.为防止这种行为的再次发生,有关的法律制度需要尽快加强和完善.     

后乡土社会视域下农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农村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迅速的解构,已由传统乡土社会逐步进入“后乡土社会”发展模式.后乡土社会视域下农村存在农民自我意识强化与传统治理模式矛盾、农村政治精英角色多重化影响其决策行动的公正性两大治理困境.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主动性、推动广大村民群体主动参与农村治理,同时建立完善的农村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以及农村文化建设及法制建设是化解以上困境的对策.     

现实伦理：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基础及趋势

从人生意义、家本位思想、代际关系三个方面阐述了农民生育观念的演变过程,并从结构与文化两个维度,对不同年代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现象进行分析。得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业化、城市化浸透着农村社会,传统社会中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秩序、乡村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的生育观念经历了一个从家本位思想到个体化思想的转变过程,当前农民的生活意义已经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     

向农民承诺要言而有信

1996年,“承诺制”象一股春风吹遍全国。随着这股春风,一些商家及涉农部门也纷纷向农民做出承诺。例如:农技部门承诺为农民提供实用农业技术;农资供销部门保证不向农民出售假冒伪劣种子、化肥、农药;基层组织保证不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减轻农民负担等等。的确,实行“承诺制”后,大部分部门都能言而有信,切切实实地为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