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文本理解的哲学诠释学视域

当代哲学诠释学中关于文本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为跨文化文本理解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哲学反思的空间。从跨文化文本理解的历史性、理解者与原文本作者视域融合的不可或缺性,以及跨文化理解中理解者偏见的合法性等三方面展开研究,可以为跨文化文本理解的研究寻求一种哲学诠释学视域,从而使跨文化文本的解读从以往的表面化范式中得到理论升迁,进入跨文化理解的一种新的视界。     

翻译标准相对性的哲学诠释学观

从诠释学角度看,翻译的本质是解释。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的历史性共同导致了翻译过程和结果具有解释性。但这并不否定翻译标准,相反文本的确定性和译者视域中公共视域的存在决定解释应有度。这一度动态而开放,进而决定了翻译标准的相对性,而这种相对性正是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辩证思想为基础的。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翻译误读研究新探

当前学界不同领域对误读认识不一。受此影响,翻译研究者对误读的认识也较为混乱,主要表现为：（1）不加审视的理论引入;（2）过分强调并夸大误读的积极作用。根据哲学诠释学理论,译者视域和文本视域无法很好融合、不能达成一致时做出的理解和诠释才构成翻译误读,并进而形成误译。在翻译活动中,理解的历史性使译者形成了自己最初的成见和视域,但它们往往包含着错误和偏狭的成分,是误读的根源。只有当译者充分地尊重文本的异质成分,面向文字背后的＂事情本身＂,他才能和文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不断抛弃和纠正错误的成见,修正和开阔自己的视域,最终原作视域融合,形成合理的理解和诠释。     

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谈《简爱》的重译

《简爱》是闻名世界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已有诸多版本。本文根据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三条重要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历史的未完成性和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视域与视域的融合,重新审视翻译中的重译现象。翻译是历史性的行为;历史的未完成性和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使不同时代的译者重译同一文本成为可能;翻译是个体视域与文本视域融合成新视域的过程。     

阐释学的视域融合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观点揭示了人类理解的本质,认为人们的历史性意识使翻译的过程成为译者视域和文本视域融合的过程。本文根据伽达默尔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等阐释学原则,对比分析了《飘》不同译本的译文片断,说明不同时代的译者和原作有不同视域融合结果,文本意义由此而延续发展。     

伽达默尔阐释学对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解释

本文从伽达默尔阐释学中的核心概念：即理解的历史性、偏见观和视域融合来解释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认为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由于理解的历史性,琴身的偏见及与原作者的不同视域就使得翻译不可能重复原文,肯定了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的合理发挥。     

哲学诠释学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运用——《京华烟云》两个汉译本的对比

哲学诠释学与翻译研究息息相关.本文拟从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三大原则出发,即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对林语堂先生的英文原著<京华烟云>两个汉译版本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文学翻译过程中诠释者的视界是同传统的视界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译者应通过对话创造出译语文本.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红楼梦》两英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提出的解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历史误读、文化过滤、重译等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文学翻译是对文本重新解释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同一文本在不同译者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译本。名著重译正是哲学解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积极贡献。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论伽达默尔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的理解不只是停留在文本本身,他强调"文本新意义"。对文本的理解需要创造性,前见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不可缺少的条件。基于此,他提出视域融合来解决传统历史性带来的不同视域对理解造成的差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