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哲学的视角看中国逻辑史研究

中国逻辑研究作为逻辑学的分支领域是从中国近代开始的,其后,一直到现在,中国逻辑史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领域。中国逻辑史的对象是关于中国思想史中与推理有关的思想学说的研究。中国逻辑研究的方法主要有逻辑解读、文化解读、动态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中国逻辑史其实就是中国逻辑哲学史。     

中国逻辑史研究之误区

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以《墨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究竟属于何种逻辑类型？这是近年我国逻辑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古代名辩逻辑是不是形式逻辑，只想就有些学者提出的“中国逻辑史应以中国古代的传统形式逻辑思想作为主要和基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1]这一主张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笔者以为，既然是“中国逻辑史”，那么，循名责实，其研究对象就应当是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逻辑问题的思想、理论，都应当纳入中国逻辑史的视野。“中国逻辑史”不等于“中国形式…     

胡适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

20世纪初期,在西方逻辑学东渐的背景下,诸多学者开启了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胡适不仅从事了诸多中国古代逻辑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而且对于自身研究具有明确的价值期待和方法论意识。其研究不仅是为了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试验论理学的类似学说,以有效吸收试验论理学说,而且也是为中国再造新文明做准备。为达成该目的,胡适提出了一套包括述学、明变、求因和评判在内的研究程序,其述学中的贯通方法颇重西学的比较参证作用。胡适的这一工作为后来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其广义的逻辑观念和研究程序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方法论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中西逻辑不平衡发展原因探析

源于古希腊的逻辑学为什么能成为主宰逻辑发展大势的一种世界逻辑？而被称之为世界三支逻辑传统之一的中国古代逻辑为什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仅作为现今逻辑史研究的对象？从与逻辑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语言和文化传统诸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就不难看出,中西逻辑发展的两种不同命运．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西方逻辑之所以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于古希腊崇尚知识的文化精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数学方法为其提供了借鉴,语言学研究为其提供了启迪。与此相反,中国古代逻辑因没有数学方法的借鉴,没有理论科学的催育,没有语言学的滋养而无力迈入形式化——这一逻辑学发展的正常轨道,因而只能停留在幼稚初始发展阶段。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特有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出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涉及了与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推理理论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汪奠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结果,但他的单纯历史分析方法、特殊的逻辑观和特殊的逻辑史观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反思,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中国逻辑史研究和有关争论

本文通过对中西逻辑各自发展背景的对比分析 ,说明中国逻辑有不同于西方逻辑的特殊性 ,评述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有关争论 ,主张争论要以中国逻辑是有特色的为基点 ,两种见解分别不要走向极端 ,要相互汲取对方的长处 ,共同促进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     

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逻辑观

逻辑观是困扰当前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两千多年来,逻辑的名称虽几经变化,但对命题形式、推理形式及其有效性的分析,始终是西方逻辑不变的主题.由于中国逻辑史研究是基于西方逻辑的传入而产生的,因此,西方逻辑的逻辑观应当成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基本遵循.     

中国逻辑史研究“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

“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记录着崔清田先生中国逻辑史研究历程,反映出其中国逻辑思想,即,研究中国逻辑史理应以“历史分析”、“文化诠释”的方法还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为“名学”、“辩学”、中国逻辑推理类型为“推类”。“历史分析”、“文化诠释”、“名学”、“辩学”和“推类”这五范畴构成了崔先生的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     

不应忘却的逻辑应用史——与《逻辑学百年》的作者们商榷

逻辑在中国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逻辑学百年》作为中国逻辑百年里程碑式的著作,对中国逻辑百年的发展脉络作了较详细地探讨并对逻辑理论的重要成果作了概述,把中国逻辑百年历史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但是,它却忽视了我国逻辑学的应用和发展。在我国逻辑学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逻辑理论的引入、完善和发展一刻都离不开逻辑的应用。人们是始终把逻辑学作为思维工具,使其在思维实际的运用中,得以不断地完善与发展的。逻辑应用是逻辑发展的动力之一。如果不谈逻辑应用,轻视逻辑应用的理论,逻辑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逻辑应用仍将是我国逻辑学研究与教学的中心。     

论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肯定与否定

目前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论 ,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不利 ,需要用辩证法关于肯定、否定关系的观点予以评论 ,以分清是非 ,推动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继续发展     

古代中国与印度和希腊逻辑推论比较研究

逻辑学是全人类共同的，逻辑体系则带有时代、民族和个人的特点。分析世界古代三大逻辑，既要关注它们的共同点，但更应认识它们的差异性。文章在分析三大逻辑特征的基础上，论述了古代中国与印度和希腊逻辑推论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对民族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困难与出路--从逻辑与文化的视角看

从文化与逻辑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有无逻辑是逻辑学界与哲学界的新热点。由于“据西释中”的方法无法适当地解读逻辑与文化的联系,使中国逻辑不仅面临名称的困惑,而且面临失去作为学科存在理由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未来。从归纳逻辑的视角看,多元化研究路径是中国逻辑研究的必由之路,归纳化路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误区

我国解放后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与局限。这就是:将"逻辑应用"当作"逻辑理论",用主观臆断代替分析论证,而为求得名辩的逻辑地位,则采取捕风捉影、曲解逻辑义理等手段。这些现象的存在,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名辩研究的健康深入开展。     

试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在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逻辑史组比较集中地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进行了讨论,大致有以下三种意见: 一、应把哲学观、方法论和逻辑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列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 二、只以形式逻辑的发展史作为研究对象; 三、主要以形式逻辑发展史为研究对象,但与某一逻辑思想有关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也可以加以分析和叙述。 有的同志觉得二、三两种意见实际上没有明显的差别;比较多的同志倾向于目前应把研究的范围定得狭一点,或者说可以先从狭的范围着手做起。 这时,对上列关于中国逻辑中研究的对象的三种意见,先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问题质疑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是：中国古代逻辑是传统逻辑，中国逻辑史也就是传统逻辑的历史。本文认为，“古代逻辑”是历史的分期，“传统逻辑”是指一种逻辑类型，两者不能混同。传统逻辑和古代逻辑虽然都用自然语言表达，但也不能根据表述语言的同异将中国古代逻辑归属于传统逻辑。另一见解则将逻辑问题归结为语形问题。本文认为语形虽然是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应从语形、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诞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不应用西方逻辑框架来套中国古代逻辑。     

再论我国的逻辑教学——从王路教授的观点看

王路教授是我国逻辑学界的知名学者,其逻辑教学观点的独树一帜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王教授的逻辑教学思想可归结为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逻辑现代化",它是指逻辑教学的现代化,而非逻辑学科的现代化;高校逻辑教学主要内容改革是指改革要以现代逻辑的知识体系替代普通逻辑;"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不是高校逻辑教学改革的方向。虽然,王教授的逻辑教学思想引发了激烈论争和讨论,但其逻辑教学思想中蕴涵的三个重要特点常常被学界忽略或误解,而这三个特点却为我们深入讨论高校逻辑教学和逻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独特的视角。     

论西方逻辑学的超越与我国大学逻辑教育

逻辑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是科技文化学和科技教育学的重要命题。有一种"中国古代无逻辑"的说法,是一种误识,影响了对逻辑的深刻认识和影响了对逻辑的教育,需要改变和超越:其一,中国古代没有明细的逻辑学并不妨碍其他学术的发展。其二,中国古典哲学的有些基本概念和观念的提出超越了西学。其三,按照中国古代观念,逻辑不是形式是名理,辩证不是逻辑是易道,辩证法与逻辑学是统一的。据此提出逻辑学中国化方案,建议增加三条定律:定义的约定俗成律、判断的同异交得律和推理的容欠理由律。我国大学高等教育的辩证法课,应重新设计,以克服西方传统逻辑学的狭隘和局限。     

中国逻辑史方法论

中国逻辑史研究，存在特殊和普遍、同和异、肯定和否定等方法论问题，关系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向、前途、结果与科学性，亟需讨论。     

第一次中国逻辑史讨论会在广州召开,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同时成立

第一次中国逻辑史讨论会,于十二月一日至八日在广州举行;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同时宣告成立。这次会议是由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筹备组、广东省哲学学会、中山大学、华南师院联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从事中国逻辑史的教学、研究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由于大家对“逻辑”一词的理解不一,     

同一与差异：论《肇论》的逻辑结构

僧肇之<肇论>一书的编排结构历来颇有争议,而所有这些争议的根据乃是基于对<肇论>的逻辑结构的不同把握.从逻辑学的角度对<肇论>的逻辑结构进行解读,或许才能真正理解僧肇在<肇论>中所展现的思辨深度,从而也必将使我们赢得一个解读<肇论>的新的角度和新的思考方式.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将在僧肇的佛学思想系统内呈现为对"同一与差异"这一逻辑思想的重新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