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结构、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我国省级层面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不尽合理,这将影响高质量发展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从机理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年龄结构、教育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未考虑空间溢出因子时,劳动力比重提高有利于降低结构偏离度,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老龄人口比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性;高等教育比重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影响为负,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正;中等教育比重对产业结构偏离度和高级化的影响均表现出区域差异性。考虑空间溢出因子时,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表明邻近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会带动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偏离度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则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表明邻近省份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促进本地产业结构优化。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基于SUR和TVPSS模型的实证检验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文章利用中国1998—2017年的年度数据,构建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从金融结构规模、效率及深化的角度分析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建立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描绘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动态冲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规模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效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深化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规模、金融结构效率及金融结构深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冲击均呈现出时变特征;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滞后于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冲击波幅呈现出前期波动大、后期较为平缓的状态,部分金融结构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冲击呈现出"长尾"现象.当前的中国金融结构已经不适合当前的产业结构,需调整金融结构,以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高级化水平.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技术创新效应

利用1998—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在降低第一、第二产业比重的同时,提高了第三产业的比重,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金融发展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产业结构的初级化不利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相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促进了区域技术创新。构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后发现,不同层次的产业结构水平在金融发展影响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显著,随着产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会强化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贫困减缓

本文采用2007-2017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市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具有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直接促进贫困减缓,且金融渗透度对减缓农村贫困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子维度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但实证检验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不具有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则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一方面应继续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实现贫困减缓;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尤其是提升金融渗透度,不断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包容性水平,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科技金融已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科技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科技金融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两条路径；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受制于制度环境，呈现边际递增与倒“U型”门槛效应。鉴于此，亟待进一步提高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实施差异化科技金融发展策略，构建高质量的制度环境。     

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产业结构优化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选取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区,运用基准面板模型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验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经济发达省份还是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具有促进效应;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经济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影响差异较大;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存在后发优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增强,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优于金融效率,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优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门槛效应不显著。     

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首先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构建了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然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净效应均显著为正;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劳动生产率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也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消费支出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阻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劳动生产率效应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但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消费支出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阻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8—2019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以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为门槛变量,分析其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整体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对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较为一般;(2)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均存在门槛效应,且在相关指标超过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增强;(3)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区域产业升级: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

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于区域产业升级日益重要。人力资本异质性表现为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存在技能、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本存在数量、质量、结构上的差异。除了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分割也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重要来源。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人力资本异质性通过人力资本流动影响就业和企业选址,改变产业空间分布。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影响区域的技术选择,决定了技术进步路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人力资本类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状况决定着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异质性,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最优比例、在区域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机制问题及其空间经济效应等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研究型教育消费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研究型教育消费是在现有的知识存量基础上,通过研究学习、探索和创造新知识而进行的消费行为,是一种高层次的教育消费,但又不同于传统的高等教育消费,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研究型教育消费自身的消费属性、人力资本外部性以及技术创新性3个方面来体现。基于中国2005~201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角度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动态GMM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研究型教育消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认为,2005~201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优化和升级,但地区之间发展差异较大;研究型教育消费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受其自身滞后一期的影响显著;由于区域差异性,不同地区研究型教育消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应当重视研究型教育消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采取差异化扶持方式推进各地区研究型教育消费。     

产业结构、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

在对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设置邻接权重、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三种空间关联模式,从空间维度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村贫困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高”与“低-低”集聚的特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能促进本地区农村减贫,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农村减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有助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农村减贫。提出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减贫。     

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协整关系的多指标交叉检验

采用我国1990-2014年金融发展和产业升级相关数据,通过多指标的交叉协整检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和就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从长期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对弹性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无论是金融发展的“戈氏指标”还是 “麦氏指标”都对产业结构优化率及就业结构优化率具有正向的敏感性;第二,在剔除物价因素后,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更具真实性,一国的金融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或者敏感性远远大于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三,从短期来看,无论是选择金融相关率还是麦氏货币指标衡量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正的相对弹性,即短期内,两者都具敏感性,并以不同的调整力度把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来自北、上、广、深、苏五市的经验证据

金融发展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选取二线城市苏州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1990~2010年的相关年度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对比分析变截距模型与变系数模型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探讨金融发展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异质性,总结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发挥的作用,并对类似苏州的较发达二线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政策建议。     

东北三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与比较

国内学者研究认为中国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首先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东北三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将三个省份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说明东北三省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影响,但由于三个省份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产生的影响程度各异,最后按照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低碳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实证研究

原有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在低碳经济转型的目标下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据此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并从产业结构生态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3个方面重构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01—2011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历史演变以及2011年全国30个省市(除西藏)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实证结果表明: (1)“十一五”前期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优于“十五”期间,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断下滑,但下滑速度趋缓;(2)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从地域上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整体特征;(3)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山西、四川等部分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匹配;(4)各省域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三个方面呈现显著的差异,各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极不平衡。据此,各级政府需要有效协调产业结构生态化、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关系,才能最终实现低碳经济目标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并最终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普遍而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保证我国经济增速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而加强技术创新是降低环境污染的根本路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文章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文章借助中国2004—2017年各省份（不包括西藏、港澳台）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环境污染的固定效应模型，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析验证，实证探究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从全国层面以及区域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在验证前文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对比不同区域的实证检验结果，尝试从中国区域差异性的角度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减少环境污染，作用强度与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成反比，且分地区检验结果相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大小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升级在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充当中介变量。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占比27.46%，中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施策，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部地区在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应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引进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旅游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机理探讨:低碳经济视角

文章通过相关理论分析,首先探讨了旅游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然后把低碳经济纳入旅游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互动关系框架下,得出旅游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低碳经济三者之间内在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以中国省域数据为样本,并分别对全国及东、中、西部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全国和东部地区,旅游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它们对低碳经济也有促进作用;中部地区部分回归没有通过检验,旅游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互动关系不明显,其中,产业结构升级对低碳经济的作用不显著;西部地区有部分回归没有通过检验,但旅游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显著,且都对低碳经济有促进作用.实证结果也印证了文章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东中西部出现不同的回归结果,说明中国在发展上存在空间非均衡性的特点.因此,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既要保持全局意识又要注重地区差异,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