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与“左联”——鲁迅的历史选择与政治价值取向

南社与“左联”是晚清以来历史上较有影响的政治文化社团。前者,鲁迅与之发生过联系而未参加。后者,鲁迅被推举为盟主。从鲁迅对这两个社团的历史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同中存异的政治价值取向。     

鲁迅抄经考论

鲁迅“用功很猛”的习佛时段在抄写《法显传》后戛然而止，意味着鲁迅的佛学修习最终从发起信心的尝试又回到了文学与历史的因缘层面。鲁迅所抄写的两部佛典的作者都对律戒十分重视，《法显传》中记载的佛陀生活遗迹所显示的佛陀人格，也在鲁迅人格生成中造就了一种深层的精神固结，这是理解鲁迅对大小乘佛教“先有”“偏见”的一条路径。鲁迅一生都在文学与历史的领域中穿越往来，推崇“疑”的精神和知人论世的方法，也得益于僧佑学者人格的浸润。     

“拿来主义”的光辉范例——鲁迅与果戈理同名小说《狂人日记》之比较

<正>文学史上不同的作家写出同名小说的现象并不鲜见,而后代作家继承前人的文学遗产也出于必然。从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文学发展长河中点点水滴的内在联系,也可以学习鲁迅对于外国文学遗产“拿来主义”的正确态度。 毫无疑问,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它运用了果戈理《狂人日记》的格式。这两篇小说用的都是日记体: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十九则,每一则有日期记载;鲁迅的《狂人日记》有十三则,每则没有日期,此外有一则前     

鲁迅与周扬心目中不同的“左翼文学”

鲁迅与周扬有着不同的“左翼文学”观念,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追求。鲁迅所追求的是通过改变“吃人”的文化来改变人奴役人的现实,实现建立“人国”的理想;周扬所追求的是树立权威,不但自己崇拜权威,而且处处以权威来号令他人。这在解散“左联”和“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鲁迅的历史中的命运似乎可以称之为一种独特的“两极牵挂”。所谓“两极”,就是历史评判的两个端点。鲁迅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几乎从一开始(当然也是直到今天)就被置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体系之中,同时每一种判断体系又都不断在针对鲁迅“说话”,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两极牵挂”概括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之“结”。值得注意的在于,对于自身在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这一命运,鲁迅显然早有一种惊人的自觉,也就是说,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之“结”,这又成为了鲁迅本人的自觉追求。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概括鲁迅作为“结”的意义:鲁迅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刺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从而牢牢地“嵌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思潮、思想系统,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嵌进”而非其固有的自然肌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总是“赫然挺立”,与其他种种思想发生着复杂的纠缠——要清理现代中国诸多思潮都必定要返回鲁迅,但仅仅清理这些思潮却又不能理解鲁迅。这就是鲁迅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他如此“扎眼”如此难以“消化”的本质。     

论鲁迅对司马迁的认同与超越

本文解读了鲁迅对司马迁的评述,并以《故事新编》和《史记》为例,从悲剧英雄情结、复仇意识、“寓庄于谐”的艺术手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对司马迁的超越。杂文和《史记》分别作为鲁迅和司马迁文学世界的主体,在艺术上都讲究含蓄美,畅达明朗,然而鲁迅的杂文更追求诗情和诗美,体现出高深的文学造诣。     

论鲁迅与莫言鬼魅叙事的不同形态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鲁迅与莫言都对鬼魅叙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鲁迅不仅从文化角度肯定了民间鬼神信仰存在的合法性,也在“无常”“女吊”等鬼魅形象的创造中烙印上了自身的精神特征与批判立场。莫言从民间经验出发,从追求奇幻的审美趣味到借鬼魅来书写国家历史,一以贯之地使鬼魅或多或少地在小说中充当了作者叙事伦理取向的“代理服务器”。两位作家都以鬼魅书写超越了启蒙史观的线性叙述结构,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中国经验。     

中国儿童幻想小说中的超越与回归

中国儿童幻想小说所塑造的形象在美学上与发展着的社会格格不入，因而成为最具颠覆性的“艺术异化”方式。小说家运用自己作为写作主体的支配权，在对“自然”和“文化”两种意义的幻境的塑造中达成了对我们的存在方式及状况的某种超越。在叙事的层面上，这是由中心人物从现实之境进入幻境或从幻境回到现实之境来表现的。由于幻境在文本中存在模式的不同，中心人物的穿越便也蕴含着不同的超越与回归的主题意蕴，并且始终贯穿着对权力和个体生命意志的关系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中心人物对健康人性的追求、对以自然为表象的精神家园的建构，或许可以成为抵御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狂潮的重要精神资源，这样，超越就不是逃避，而是更高意义上的回归。     

鬼而人、理而情的生命狂欢——论鲁迅文学创作中的“鬼魂”叙事

鲁迅文学世界申的“鬼魂”叙事，充分体现了“鬼”文化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与形态上的多样性。鲁迅对乡间赛神、社戏这些民间节日中的鬼魂扮演中所显示的“狂欢化”特征的赞美，是因为他深切而独到地看到了底层民众在这些狂欢活动中所获得的心灵感觉的复苏与精神力的张扬，从鲁迅的“鬼魂”意象的描写，可以看到但丁《神曲》等西方文化的影响痕迹，而更多的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丰富深厚的鬼魂叙事传统的继承，并在这种继承中体现出五四新文化的时代精神。     

当代大众文化的“狂欢”气质及其渊源——兼论《故事新编》与“无厘头”影片

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与周星驰“无厘头”风格的影片这两类作品无论从创作时间上、地域上还是形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反差,但在这两类反差较大的作品中却都能看到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痕迹。通过对它们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化中不乏“狂欢”气质。而追溯中国文化的渊源可知,这类作品正是在我们文化的内在熏陶和其所属的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同时,这种“狂欢”气质也是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注解。     

“欧化”、“日化”与“章法”、“句法”——试析异域语文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

鲁迅卓越的语文成就离不开他对异域语文的体悟和借鉴.本文立足于鲁迅的翻译与创作实际,从章法与句法两个方面考察了欧化与日化语文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提出鲁迅的“硬译”体现出他对“逻辑”与“语气”的关注,鲁迅“精细”与“繁复”的表达风格与其欣赏并追摹具有“优婉”之风的日语表达方式有关,而鲁迅对“标点”和“段落”这两种传统汉语文本中所无的域外语文“资源”的创造性使用,不仅使中国现代语文在书写形式上更灵活生动,而且促进了中国语文文法的创新.     

论鲁迅《摩罗诗力说》之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洋溢在鲁迅《摩罗诗力说》的字里行间,并以鲁迅式的独特阐释给人们以重要启示。针对中国缺乏自由精神的病状,鲁迅开出了药方：建立自由意识,争取自由权利,在斗争而非逃避妥协中保障强化自由。同时,鲁迅立足社会,从文学的感化作用提出自由精神的实现途径。鲁迅对于自由精神的推崇和追求超越了时代局限,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重要启示。     

“美为人而存在”:鲁迅“立人”文艺观论析

21世纪的鲁迅研究应当致力于鲁迅整体价值观念和精神框架的建构而非解构,＂立人＂作为一条明晰的思想脉络贯穿其全部著述及文学活动,是鲁迅思想的核心,也成为他的基本价值尺度,成其始终不渝的理想乃至信仰;唯有承认＂立人＂的本质性意义,才能合理地解释其文艺思想强烈的现实性。其人本主义的文学起源观与创作观、超越＂功利—非功利＂界限的文学功能论以及＂不用之用＂的批评实践特色,从本质、效果、方法3个维度构成了鲁迅的＂立人＂文艺观。     

跨越时空的交汇：鲁迅“嵇阮情结”的形成及创作体现

十年沉默期的鲁迅从辑录古籍碑帖中身临其境地回到了魏晋时代,读懂了嵇康、阮籍放达不羁背后隐藏着的深深哀伤,体悟到竹林玄学强调人与人的本性相融合的平衡美。这种萌生于中年时期的“嵇阮情结”潜在地与其青年时期所钟情的“托尼学说”相契合,并相互验证地统一于鲁迅的“立人”思想中,成为他投身即将开始的“五四”创作浪潮的精神资源,生成了一系列心怀大爱的“狂人”形象。     

鲁迅短篇小说《社戏》两个英文译本比较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四卷本《鲁迅选集》是鲁迅著作英文译本中篇幅最大、体裁最全面的。英国学者朱莉娅.罗威尔翻译的《鲁迅小说全集》是外国学者中翻译鲁迅小说最全最新的一部。从鲁迅短篇小说《社戏》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英译本（简称杨译）以及朱莉娅.罗威尔的英译本（简称蓝译）中选取了十个典型译例,对比分析杨译和蓝译两个文本,探讨了各自的得失优劣。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东亚鲁迅”（包括“东南亚鲁迅”）的核心是鲁迅所提出的“抗拒为奴”思想精髓。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反抗异国殖民统治、摆脱被奴役状态、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是从“抗拒为奴”的基点上来接受鲁迅的。台湾同样有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杨逵与赖和乃至大多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也最有可能在“抗拒为奴”的层面接受鲁迅，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抗拒为奴”的诉求绝大多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层面的“抗拒为奴”的忽略和遮蔽。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     

阿Q、“狂人”与彼列多诺夫——鲁迅与索洛古勃比较研究之三

鲁迅与索洛古勃是敢于对自己民族＂刨根论劣＂的伟大作家,他们塑造了反映本民族劣根性的典型性格：阿Q与彼列多诺夫。两者有许多共性：明显的精神胜利倾向;愚昧无知,信守正统;强烈的自愿为奴意识;毫无特操;卑怯;盲目地崇尚暴力。两者的差异也表现在诸多方面,主要是一为＂卑怯的‘末人’＂,一为＂卑劣的小鬼＂。同时,鲁迅的＂狂人＂与彼列多诺夫也有明显的可比性：都是被迫害狂,但彼列多诺夫同时又是迫害狂。＂吃人＂与＂告密＂是《狂人日记》与《卑劣的小鬼》两部作品的关键词,也是两个对应的意象,它们包孕着甚为深刻的文化内容;同时两作又都深蕴着＂救救孩子＂的深意。两位作家在用多种创作方法塑造民族的典型性格时,都给与人物的生成环境以充分的描写,从民族性格的否定性出发,进而彻底否定了性格的生成环境,从而昭示出未来革命的必然性乃至暴烈性,尽管鲁迅写的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索洛古勃是在以后的《创造的传奇》中更为全面地预言了革命。     

梦中化城的永恒魅力--鲁迅、汪曾祺童年视角小说创作的"梦"境探讨

从"梦"入手分析鲁迅和汪曾祺的童年视角小说可以看到作为"醒者",鲁迅比较清醒深刻,他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充满温情的艺术世界,又亲自将这层迷人的面纱揭开,使我们不致沉醉其中.作为"醉者",汪曾祺至善至美的创作追求使他的创作缺乏应有的理智,他用诗意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故乡美好的人和事,沉醉在梦中不愿醒来,作品缺少理性穿透力.两者童年视角小说创作所达到的美学境界也向我们揭示了艺术的真正本质恰恰在于其呈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鲜活意义,使人们获得了真善美所给予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