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实效,有力地推进了责任政府的建立,但囿于我国"可问责政府"行政文化缺失、政治体制权责不清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严格把握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权责相统一、问责法定、正当程序等原则,处理好行政问责与其他责任追究机制的关系,并从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健全问责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政府绩效评估问责功能的形成机理与实现途径

政府绩效评估是对政府官员政绩优劣与高低进行考量的问责机制.政府绩效评估内含着问责意蕴,主要体现在其追求顾客至上、结果为本和责任行政等理念上.政府绩效评估通过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以形成问责导向,通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整合问责资源,通过贯通政府执行过程以统合问责内容,通过巩固政绩合法性以提升问责效益.拓展绩效评估主体范围,确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规范绩效评估程序和加强绩效评估制度建设,是完善政府绩效评估的问责机理与强化政府绩效评估的问责功能的主要途径.     

中国特色“ 分层式” 行政问责模式：创新、不足与完善

监察问责具有行政外部问责之功能,与行政内部问责具有共同的责任基础,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分层式"行政问责模式.然而,该模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着制度虚化、协同性不足、适用混乱等问题.对此,应当确立行政问责的法治化路径,加快制定《行政问责法》,区分监察外部问责与行政内部问责,明确行政问责与政务处分、党内问责的界限,就问责对象、问责主体、问责事由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做出具体规定,构建独立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清单式责任:一种新的问责范式

责任清单制度是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创新举措,是践行贯彻“法定职责必须为”目标要求的集中体现,是现代政府探索突破传统问责制体制困境而构建运转有效问责机制的制度性回应.从责任清单创设渊源、问责特点等层面入手,探讨责任清单制度施行推广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就如何健全完善责任清单制度,并以此为抓手助推政府问责制发展提出建议.     

基于4S分析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研究

本文通过概述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发展过程,分析了目前地方行政问责制中的4S现状分析,即Subject、Scope、System和Standard,进而提出了通过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明确问责范围,拓宽问责领域;健全法律体系。克制问责制度缺陷等途径来完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全面追究政府责任,监督政府职能。     

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是指问责的对象需要承担哪些责任,是实施问责的前提。立足于当代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责任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和政府责任体系的基本观点,提出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应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道德责任和说明责任六种责任类型,并构成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完整体系。     

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

阐述了行政问责制对建设责任政府的作用和意义,分析了当前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提出要从坚持权责相符原则、强化异体问责力度、明确界定问责客体、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等方面完善行政问责制.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析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其针对问责程序与问责机制的合理设计是关涉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问题。以行政问责制度为视角,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构和分析,描述、解释了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各个组成要素,着重讨论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揭示了社会发展、危机管理和法制化建设的需要与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关系,并探讨了由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转变的相关条件。针对我国各地方行政问责制度相互关联的各个核心要素,剖析各地方行政问责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     

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论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的健全——加强社会公众问责

政府环境责任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众的环境公共需求而承担的环境义务，其实现的保障就是健全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这其中加强社会公众的问责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众问责具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不具备的优势，其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最佳方式是诉讼，从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现实需要来看，强化和完善环境行政审判是其要旨所在。     

网络舆情对建构网络行政问责的建设性意义

网络行政问责是一种新型政治监督形式,网络舆情对于问责方向的指引、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网络舆情不仅是民意的晴雨表,透过舆情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民众的情绪和需求,为政府工作的改进指明方向,还能够促成网络问责机制的形成。在舆情压力的迫使下,政府介入事件的处理,使问责得以生效。网络舆情现象警示政府需要准确定位其职能和角色,改变工作作风和执政思维,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和速度,加快网络行政问责机制的制度建设。     

强化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性约束——基于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的缺失是造成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深层次体制性因素之一。改革方向是以完善行政问责制来推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约束,重点是将问责对象扩展为包括执行层面责任人的广义问责,这种问责方式最直接体现了权力执行层面--基层公务人员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必须正确认识与调整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由裁量权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强化行政问责制度性建设,从而有效地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论行政问责制的柔性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需要相应的法规、规章等刚性机制约束,也需要行政问责文化柔性机制的约束。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对于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对于培养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现代责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裁量权的运行逻辑与制度激励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和责任追究制度。在我国公共管理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进行贯彻,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享有相当宽泛的裁量空间。但是,这种行政决策裁量权在运行中受到干部晋升标准、利益集团干扰、官员风险规避等多种因素干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有必要通过公法的制度性安排,促使其良性运行。     

新公共管理阶段行政问责的变化特点

从变量关系看,公共管理内涵构成了自变量,行政问责内涵构成了因变量。从新公共管理内涵的特征入手,行政问责的变化呈现三个方面特点:新公共管理在管理内涵上的变化提升了行政问责的重要性;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顾客导向”服务理念引起了行政问责的动态性的变化;新公共管理由过程问责向结果问责转变的绩效评价变化推动行政问责标准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新公共管理阶段行政问责的变化特点值得我们在构建我国行政问责体系中进行借鉴。     

乡镇工业污染与公众问责制度的缺失及重构

近年来乡镇连续发生的“血铅中毒”污染问责事件显示了基层政府在问责中的缺失状况：乡镇政府的问责主体作用没有作为,县级政府的问责启动作用基本缺失,而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度主要发挥的是等级问责功能,对公众问责缺乏保障和引导。根据当前乡镇公众对污染危害问责的需要,要重点构建基层政府部门与公众问责的沟通回应制度,其中,强制性、可操作性和公众团体参与的设计,是制度具备可行性的关键因素。     

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行政问责探究

当前,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行政问责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近年来发展较快,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通过强化异体问责,拓宽问责途径;明晰问责对象,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法律,坚持依法问责;健全配套制度,创新问责方式等措施,完善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行政问责。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初见成效,但尚存在问责文化滞后、问责法律缺失等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根基,以“政府失灵”问题为研究重点,分析政府行为低效率的原因,并提出避免政府失灵的对策。在我国同样存在政府失灵、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所以公共选择理论所涉及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可以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行政问责——规范如何舞动?

国家环保局长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而辞职,这是行政问责制的体现。但被问责的行政官员是公务员身份,对其惩戒必须依法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行政问责是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度,但缺乏程序上的规定,出于对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明确行政问责的程序性规定。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行政伦理考量

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频发,应对群体性事件成为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应基于行政责任探讨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行政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行政组织作为公众的"受托人",应以行政组织的总体目标为导向,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追求最大的公共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