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颜注再探

“魏晋六朝人重《汉书》而薄《史记》,故习《汉书》者亦多于《史记》,注释之多,殆由此矣。至唐颜师古乃集众家之训释而为一编,是为今本之《汉书注》。颜师古在注释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学术上擅长语言文字之学的优势,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关于匈奴法“拔刃尺者死”的确切含意问题──同林干教授商榷

关于匈奴法“拔刃尺者死”的确切含意问题──同林干教授商榷阿尔丁夫（Ａｒｄｉｎｈｕｕ）《史记·匈奴列传》在介绍匈奴法律时，头一条即是“拔刃尺者死”。《汉书·匈奴传》同。可能是由干这句话浅显易懂，无须注释，故《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均未置一词。唐杜...     

胡三省论注书（上）

胡三省论注书（上）陈国本注书，属训站学的范畴。古今异言，今古异制，古书不作解释，就难以看懂。汉末人读《史记》、《汉书》要注释，春秋时人读周初的书也要注释，可见注释古书的重要。训诂学就是为阅读古书服务的一门科学。它研究如何正确解释古书中的词语，以便了解...     

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

传世的敦煌《汉书》唐写本有十一件,它们有着较高的辑佚、校勘、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远非吐鲁番《汉书》唐写本所能媲美。利用敦煌《汉书》唐写本,可校中华本《汉书》中存在的讹脱衍倒等问题。     

《汉书》服虔注音义初探

服虔注解《汉书》言简意赅,精审明了,与其在注释方法上的积极探索密不可分。而这些方法又充分体现出其“随文释义”“随文注音”的显著特点。不仅为后世注家提供了颇为详实的资料,而且在注释方法上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影响深远。     

《汉书》语言研究述略

本文分20世纪前后两个时期对《汉书》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简要述评,回顾了两千多年来关于《汉书》语言研究的历程.对东汉至清代对《汉书》从语言方面进行的研究很少,多数还是历朝历代从实用的角度对《汉书》进行的注解、校勘以及评点等工作.解放后对《汉书》的研究一度陷入低谷,近年来虽开始着眼对《汉书》语言的研究,但与《史记》相比数量还是偏少,《汉书》语言研究尚需加强.     

《汉书》颜注音切端知系声类再探

《汉书》颜注成于贞观十五年,《汉书》颜注音切条例众多,运用反切系联法、枚举归纳推理法等考定《汉书》颜注音切端知系声类,分组考察端知系各声母之间混切情况,得出结论:《汉书》颜注音切端知系声类分用井然。     

《汉书·叙传》“真本”的文本结构及真伪论争

所谓《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叙传”部分,而是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它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文、流传经过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固总结《汉书》诸卷大义等,以表的形式进呈明帝;此后,这篇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收入班固文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资料中,并书写在简牍上;其后,鉴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等方面原因,有人将该简牍版表转录在纸上,在转抄过程中,由于不明阅读简牍文字顺序,误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后来,三辅地区某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致相同,以为其系《汉书·叙传》“真本”;萧梁时,一僧人获得《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带到萧梁宣城,此后“真本”先后为萧琛、萧范、萧统收藏。《汉书·叙传》“真本”所载《汉书》卷数、篇章结构等,对于考索《汉书》的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     

诸葛亮的若干失误启思

诸葛亮才能卓越,为蜀汉政权的建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人们心目中理想智慧的化身。但其后半生中,存在着在荆州局势决策上严重失误、错估大局,不能审时度势,不善培养人才,不善授权任能,赏罚不明,拒纳谏言等九方面的过失,使得蜀汉政权最先灭亡,可见蜀汉政权"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班昭和《汉书》

东汉的班昭不但给后人留下著名的<女戒>,而且对<汉书>的编纂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她补撰的"八表"使<汉书>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本纪、志、表、列传俱备的正史.     

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

四库馆的开启（1773）为姚鼐与汉学派之间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如何对待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分歧的焦点所在。汉学诸家尊汉抑宋、弃宋,甚至反宋、意欲代宋,姚鼐则始终将宋学凌驾于汉学之上。在四库馆内,汉学派占绝对优势,并深得庙堂之助;傲岸的姚鼐不顾力小而孤,奋起抗争。由于那时学、政两界边线不明,姚鼐逆流而动,不仪被挤向学坛边缘,在仕途上也再无发展余地。因此,他最终被迫选择了退居林下之路。姚鼐裹进汉宋之争及其告退,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后清代的古文史和学术史影响至巨.     

马超“督临沮”和“北督临沮”地理位置考辨

马超是蜀汉前期的重要将领,《三国志》记载他曾"督临沮",其都督地位于荆州南郡的临沮县,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北督临沮"位置则应是在雍州武都郡的沮县,蜀汉政权之所以改变马超的督区,首先是为了扼守北通汉中的军事要道——阳平关,其次是能够保障供给,从而实现攻略曹魏陇右地区的战略计划,最后还可以缓解蜀汉内部矛盾,平衡政权中复杂的政治局面。     

当今隶书创作的时代特征

在文化大冲撞、大变革的背景下,隶书的创作与传统汉隶有了极大的区别。当今的书法家通过对传统隶书的大胆“扬弃”及对隶书以外其它各种载体书写形式的借鉴与揉合,极大地丰富了隶书在笔法、结构、章法等方面的表现形式,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汉代短书:先秦两汉小说概念的联结点

小说在先秦时期只是一个普通的词语概念,发展至两汉时期则变成了目录学上的分类概念。汉代短书在这一重大的转变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短书本是客观的文字载体,但在汉代儒家文化环境中,它又与尊贵的"长书"相对,具有类似于先秦小说的文化含义,因此,汉代短书能够使先秦小说一词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小说的物质载体联结起来。这种联结在经典目录学著作《汉志》小说家类目中得到固定,从而完成中国早期小说概念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