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门人徐君平生平发覆与著述辑考

由于徐君平《三经音辨》《韩退之别传》的亡佚,学界一直难以研究其书的思想内涵.又因其生平资料较少,后人对其著述内容、学术思想了解较少.今对徐氏《音辨》《别传》等书进行考辨,并进一步探究其与荆公新学的联系,以此揭示其作为荆公新学传人的重要学术地位,同时对于徐氏生平履历和著述加以考论.     

走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学术演变形态的再勾勒

因反对"新经学"的现实需要,宋人缺失了对王安石的学术--"王学"作出整体评判.发展到后世,尽管"新学"词义有变,但"荆公新学"终究成了"王学"的别称.事实上,"王学"有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晚年演化形态三个部分.其中,以金陵(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王学"的最初产地,"金陵之学"就是"官学化"之前"王学"的原生形态,极富地域性和原创性;而学界沿用已久的"荆公新学",本质上是"金陵之学"被北宋政府"官学化"的产物,也是宋人攻击学术"官学化"进程的专称,它不能作为研究"王学"的总对象.刷新研究对象,走出"荆公新学",兼顾"王学"多种演变形态的差别与联系,有助于当前的学术思想史研究.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的内圣外王之道

庆历之后还是宋学地域学派的"临川之学",到熙宁以后演变为一种新官学即"荆公新学".虽然王安石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其学术旨趣、思想内容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荆公新学更为关注以经术经世务的外王之道,以满足"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的经世致用迫切需要.王安石分别从《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王政典探寻礼乐制度、治理方法的依据,以解决熙宁新政的现实政治问题.同时,荆公新学也关心"人君方寸之地""养心"的内圣之道,但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睿智、强力意志的精神因素,其内圣之道直接依附于外王之用,不同于道学派偏重道德为本的内圣之道.     

荆公新学的两个发展阶段及其理论特点

荆公新学是北宋中期兴起的儒学学派.其发展可以划分为早期与后期两个理论特点非常鲜明的阶段.早期新学围绕重振儒学纲常、挽救价值失落的主题,重视对性命道德之理的探求.后期新学的理论重心则在于为现实社会的改革提供思想指导与理论依据.     

南宋高宗朝政治文化的演进与荆公新学的嬗变

在北宋中后期的六十多年中,荆公新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南渡之后,在剧烈动荡的政局中,出于现实苟和、偏安的考虑,宋高宗政权采取一系列具有浓厚现实政治功利色彩的政策。现实政治统治的演变促使学术政策相应调整,以求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学术因而深深被卷入政治利益争斗的漩涡。在这样的环境中,荆公新学走向消亡。     

浅探王安石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王安石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虽然一生未从事过职业的教育实践活动,但他从实行社会政治改革的需要出发,高度重视教育的作用。教育改革的思想是荆公新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四书》学看北宋理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的异同

从《四书》学的角度,对北宋中后期活跃于学术舞台的理学、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治学方法和理论特点上三者有较多的相同之处,都注重阐发经典精义、关注天道心性问题、自出义理、发挥己意,但在三派学术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述和发挥方面又存在较大差异,各具特色。     

由礼转理抑或以礼合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视角

宋儒论学行道虽有理论化与内倾化的诉求,但他们对世俗社会的关怀迫使他们必须由理转向礼,因此唐宋思想转型体现在礼与理问题上的间断性中隐含着明显的连续性。这种特征促使熙丰以后在推进政治变革中寻找义理依据,力求礼与理的一贯。宋代儒学中最具代表性的荆公新学与程朱理学虽有分歧,新学发展工具理性,理学张扬道德理性,新学推动政治的上层改革,理学关注社会的基层改造,但宋儒言礼而求理、将社会秩序建立在理性与人文的基础上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     

正统与政见之争--论北宋中后期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之批评

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的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潜伏期、激化期和深化期.它反映出二氏之学在经世层面"重法"或"重人"等诸多分歧,以及苏轼的儒学传承意识.它与北宋中后期的政争、党争互为表里,既导致和强化了后者,同时又深烙党争、政争的痕迹.     

论人口素质与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分为主观感受型生活质量和客观条件型生活质量,在生活质量概念中人口是生活质量的承担者,也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人口的素质与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口素质主要体现为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它们从各方面影响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人口素质,为生活质量的提高打下良好基础。     

90年代专书词汇研究论略

九十年代专书词汇研究的进展，表现在题材范围扩大、内容的完备化、方法的科学化、价值的多元化四方面。专书词汇研究的不足表现在缺乏完善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专书词汇的研究应寄望于未来。     

论先秦时期儒、道社会理想异同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针对现实社会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社会理想,两者虽然存在某些区别,但也存在很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正是这些相同或相通之处促进了儒、道两家相互吸收、相互提高、共同发展.     

论参与性教学的背景、内涵及实施

参与性教学是在民主平等的氛围中,教师和学生充分发挥其主体能动性,积极地交往和互动,达到认知共振、思维同步、情感共鸣的境界,创造性地完成教学目标的实践活动.它的产生有特定的背景.与以灌输、记诵、被动接受为特征的旧教学体系相比,参与性教学具有独特的内涵和实施形式,对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有重要意义.只有师生双方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教学目标才能得到圆满实现.     

试论彝学与中华学的关系

彝学是认识彝族,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彝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彝学自然是中华学整体中的一个局部。彝学与中华学的关系就是局部与整体互相关联,缺一不可,并互相促进的关系     

终身教育理念与真善美的追求

终身教育的理念是 2 0世纪 70年代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在构建终身教育理念的过程中 ,如何既倡导科学精神 (求真 ) ,又传承中华文化传统 (求善 ) ,追求完美的世界和完美的人格 (求美 ) ,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这正是终身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     

关于甲骨文声符形化字的讨论

于省吾先生认为形声字的起源,是从某些独体象形字已发展到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然后才逐渐分化为形符和声符相配合的形声字。并且这些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是界乎象形和形声两者之间,他称之为＂独体形声＂,并举羌、姜、天、麋等字例。在＂独体形声＂说的启发下,作者对甲骨文进行了穷尽性考察,发现一批这样的字例,这类字构形比较特殊,将之称为＂声符形化字＂,它们可以解释甲骨文形声字的起源问题。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