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赫章可乐汉代土著墓葬试析

本文主要讨论了土著墓的时代和随葬品的文化内涵。我们认为原报告对可乐土著墓葬时代的判断不够准确,通过统计和比较分析得出其时代应在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前后至西汉晚期,少数墓可晚至东汉初期。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随葬品因素构成所反映的这时期土著文化与滇文化、巴蜀文化和汉文化之间不同内容和性质的文化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当地多元文化格局的内涵、特点、变迁及其原因。     

南夷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内涵及其模式

文章把南夷社会发展分为土著主导和汉人主导两个时期.从经济技术、社会结构、风习信仰三个层面展开分析,深入探讨了南夷社会两个时期文明化进程的内涵及其模式.提出前一个时期为土著社会基于生存的开放--融合模式,后一个时期为基于汉移民及其文化的夷汉政治、文化、族体三位一体融合发展.     

史记丹青——和林格尔两座壁画墓的比较研究

在和林格尔县发现的分别属于东汉和北魏时期的两座壁画墓,为东汉晚期到北魏早期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两座墓葬壁画所反映的主题、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关系,折射出从东汉晚期到北魏早期的文化特征、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的传承和变迁。     

试论东汉魏晋的选举标准

汉代的选举制度古称乡举里选,主要是察举和征辟,到了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选举标准也有所不同。本文试探讨东汉至东晋各时期的选举标准,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利弊得失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东汉的选举标准 东汉的选举标准基本上是沿袭西汉。《汉旧仪》载有汉武帝元狩六年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之事。东汉亦以四科取士。光武帝诏曰:“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     

魏晋文化的分裂整合与散文的新风貌

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 ,导致儒学的衰微。经历了建安时期的尚实用之后 ,道学、佛学与儒学的相互渗透 ,整合成了玄学和清谈的社会风气。从建安到东晋 ,不同的名士风度暗示着文人人格在新的文化环境下的变迁。散文也因之产生变化 ,其清峻通脱、纵横使气和师心独见、校练名理成为新的风貌。     

汉代盐官探析

盐官是国家盐务的主要执行者。汉武帝之前的盐官设置难以详考,汉武帝后实行盐业专卖,国家在中央、郡县盐场均设有盐官。两汉盐务主管部门历经变迁,汉初为少府,汉武帝到东汉之前职归大司农,东汉属太尉。地方盐务机构以“事”为中心,与县廷并不重合,而是设在盐场或盐场附近;盐官的秩级、吏员配备与县级长吏类似。盐官选任的考量因素包括是否熟悉盐务、是否廉洁;候选者必须遵守“回避”原则,即本县盐官不能用本郡本县人。汉代盐官的职掌在不同时段略有区别,汉初主要负责征收盐税,汉武帝到新莽时组织官营、防范盐业私营、储存食盐等。东汉既要负责部分地区盐业的国营,又要监管私营者生产,对私营、商销者课税。盐官在汉代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汉的乡里社会及政治的变迁

<正> 1 日本的东汉研究一直是围绕两个兴趣中心展开的。其一是汉武帝时代之后,随着豪族势力与日俱增,乡里的社会关系变化方式及豪族的乡里统治与皇帝统治体制间关连的问题。其二是在东汉历史的展开中谋求探索魏晋贵族制社会形成过程的问题,其主要意义是探索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政治变迁并被看为魏晋贵族集团渊源的清流势力的形成过程。     

浅谈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地区的根本原因

在两汉边疆思想中对西南夷地区存在着"无用"和"国本"两种相互对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之争几乎贯穿了两汉的始终。由于交通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西南夷地区一直被汉王朝视其为"无用之地",而在汉武帝时期西南夷地区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并由此奠定了我国疆域基础。通过对汉武帝时期西南夷的基本概况及当时的边疆观的介绍,以及对该时期许多史实的论述,分析了汉武帝当时开拓西南夷地区的根本原因,即西南夷地区的开拓是为征讨南越寻找便捷通道,以及寻找通往大夏的交通线,而不是为了开发西南夷地区的经济资源。     

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     

文化变迁场域中的人类学影像表达

文化变迁是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一直以来共同关注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场域视角使我们可以将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各民族文化变迁过程置于不同时空所构成的具体环境中进行分析。在文化变迁场域中进行文化研究时,视觉人类学的方法体系获得成长空间,不同类型的人类学影像表达与文化变迁过程构成相互解释、相互作用的互动结构,丰富的人类学影像志日益成为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新的、更具活力的拓展方向。     

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了西汉时期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认为,巫蛊之祸是西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尖锐的产物,不仅给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巨大影响,致使汉武帝探索治国理念付出了重大代价,同时危害了西汉时期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建立。     

大汉·皇汉·强汉: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及其历史影响

由于“大一统”国家形态与中央集权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巩固,以及在与周边国家、部族的直接接触(包括战争及和平交往)中显现的优势,汉代人的国家意识逐渐形成。当时人称自己所归属的文化共同体为“大汉”、“皇汉”,在对外关系中又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观念。自汉武帝以后,强国愿望付诸实践,并且深入到范围甚广的社会层面。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对中国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10-14世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经学

宋元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以后,即开始自觉地学习和吸纳汉文化,实行崇儒尊经的文教政策,并开始了对经学的研习和传播。由于北方与南方的文化环境不同,因而经学研究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北方长达４００年处于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杂染胡风,重实际,轻玄想,故其经学研究以六经为主,注重经史结合,从中寻求治国的道理;虽然倡扬程朱理学,但仍不废汉唐注疏,具有经世致用、平实质朴的特点。     

关于汉武帝初年儒道之争若干史料史实的辨正

汉武帝即位之初 ,儒家学者同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学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双方由学术之争发展为对政权的争夺。建元元年冬十月 ,汉武帝下诏举贤良文学之士 ,结果所举之士被丞相卫绾全部黜退。这是窦太后对儒学改革人士的第一次打击。六月 ,汉武帝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虫分为太尉 ,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政策 ,打击朝中保守势力 ,加强中央集权。建元二年冬十月 ,窦太后突然发动政变 ,将改革派人物全部黜退 ,政权重归保守派之手。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死 ,汉武帝又罢免了全部保守派人士 ,正式开始了内改制度、外兴功业的有为政治。董仲舒上天人三策 ,为汉武帝所采纳 ,儒学登上了汉代统治思想的宝座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并在建立郡县的同时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大量汉族人口迁移到云南,作为边郡的主要社会基础,为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发生"异化",出现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势。天宝战争以后,唐朝兵败退出云南,出现了长达500年的南诏、大理的自治独立局面。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并在云南推行民屯与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饷,增加了国家赋税,更重要的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稳定。明代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大量汉族军户进入云南,使"夷多汉少"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原住的夷人与土著的汉人合为"云南人"。清代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汛塘制度,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并进一步渗透到坝区边缘与山区腹地。在推进移民殖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云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中原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唐文坛的夷夏之辨

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文坛再度兴起复古主义思潮。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皆在复古的旗号下追求创新。中唐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与安史之乱以后的夷夏之辨有密切关系,胡汉关系的破坏导致汉民族本位文化的强化,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夷夏大防"和"尊王攘夷"的观点得到推崇。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反映在文学上,带来了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最终使得文化趋同,少数民族的汉化也使得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变得更为复杂。     

论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的汉朝是一个彪炳史册、震烁中外的朝代。汉武帝即位以后,对内改制,对外征伐,使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汉武帝以其文治武功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被誉为"功至著"的汉家天子,"冠于百王"的千古一帝。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历史时代的造就,也与他的才识性格和善于用人有关。     

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生活胡风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对外来文化表现了一种包融和吸取的精神,同时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导致中原地区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礼仪风俗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胡风现象.     

傣族村寨建设中的风水实践与文化整合——基于云南官纯寨的调查

风水是汉民族的一种文化形态,而实用主义则是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推手.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风水文化进入傣族聚居区,并逐渐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和应用,最终整合为当地建筑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来风水文化的引入和融合,既符合了当地居民趋吉避害的文化心理,也显示出重构民族文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