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管理理论探索——兼对理性主义社会管理模式哲学基础的反思和超越

当前全球各国社会管理的现实紧张状态凸显了社会管理的理论研究。社会主义中国从马克思的理论资源中开发社会管理理论是我国社会管理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是在批判西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逐渐生成出来的。同样研究马克思社会管理理论也应该按照对西方传统社会管理理论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来进行考察。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基础,在对西方传统社会管理理论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行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从实践的二重性角度构建马克思社会管理理论的双重维度,以解决现代社会管理中理性与价值分裂的难题,为我国社会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意识形态：马克思的立场与诠释

在分析和批判以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和使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站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揭示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的立场上,对意识形态的真实根源和阶级属性、意识形态与科学理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诠释。     

理性与主体性的冲突与和解——现代性困境及其超越

从历时视角考察,理性和主体性的冲突与和解构成了现代性理论的核心论域,理性和主体性的互为援手实现了现代性从"前现代"的脱域,理性和主体性的共谋完成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而理性对主体性遮蔽的自反揭橥了后现代性对现代性困境的批判.黑格尔哲学实现了资本主义理性主体性原则的虚假和解,后现代主义从批判黑格尔出发,揭示了理性原则对主体性原则遮蔽的现代性困境.批判的马克思现代性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理性主体性原则虚假和解的现实根源--资本的主体性,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以其实践原则实现了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真正和解.     

从抽象理性批判到资本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现代性诊断的批判与超越

抽象理性批判与抽象存在(资本)批判分别代表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核心逻辑。黑格尔借助理性国家克服现代性的内在分裂,以历史的终结为代价完成了对现代性的理性救赎,与此不同,马克思在批判抽象理性的同时,还进一步揭露抽象理性的现实历史根基——资本,为现代性的未来构建了一幅共产主义图景,开启了现代性批判话语的资本批判维度。在现代性视野中思考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继承与内在超越,不仅为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反思语境,而且为诠释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意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平台。     

论当代视野下的马克思理性批判思想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就开启了对理性化资本主义的批判,沿着马克思理性批判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异化劳动理论,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延伸至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中。在当代视野下,对于促进我国当代工业社会的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性问题的反思等方面,马克思理性批判思想都彰显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气质。     

理性自我的前提批判与拯救路径

启蒙理性是当代思想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启蒙辩证法通过探讨抽象理性对人的统治,揭示了"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局面。抽象理性逐渐沦为权力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社会大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入一种"自我持存"状态,这与启蒙运动以来对人的主体性确立状况相背离,理性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方法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要破除抽象理性对人的统治,就必须对"理性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即从理性形而上学内含的经济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入手,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在多元视野中发现理性自我拯救的可能性。     

马克思理性批判思想的演变

从历史观的角度对马克思理性思想的揭示、挖掘是学术界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地方。本文阐明了马克思理性批判思想演变实际上是一个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再到“真正的马克思”的过程 ,从而澄清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一些误解 ,并揭示了马克思理性批判思想的深刻内涵。     

理性的历史演变及中国社会的理性建构

近代启蒙哲学家开创近代理性主义以来,理性思想经历了"独断论"、"批判理论"、"辩证理性"、"技术理性"、"社会批判理论"、"交往理性"等的历史演变,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思想家,从自己所抽象的理性理论出发批判、补充前人的思想,却难免从一个片面理论走向另一个片面理论,这种理性的历史演变虽难以穷尽,但其核心却揭示:具有现代系统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应是一种肯定"技术理性"系统之外的"价值理性"系统存在的价值的理论.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和肯定价值理性的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培育理性精神,达成技术理性、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实现理性自身的超越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基于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即物质生产的个人,详尽阐述了物质交往才是其他任何交往的基础,交往形式所确定的社会关系实际决定着个人的发展程度.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则是从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出发,取代马克思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从而走向了对理性的批判反思和重建.     

辩证法研究的两种出发点

康德和黑格尔各自代表着辩证法研究中两种有着重大区别的出发点。康德把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称为幻象逻辑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提示了辩证法超越理论哲学视野并走向实践哲学的理路。黑格尔没有认真对待、理解与吸收上述康德哲学中深具启发性的思想内涵,以一种纯粹思辨的、理论哲学的眼光,使辩证法重新回到了康德试图避免和禁止的思辨理性的立场上。马克思辩证法是实践理性层面上的、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辩证法。以往我们强调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学理渊源,更多地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阐释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使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所独具的实践理性意蕴被深深掩蔽起来。今天重新思考康德对辩证法作为幻象逻辑的批判,并从他所提示的实践哲学的出发点来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解读马克思

作为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哲学是人类生存（创造历史）以求解放的理性自觉， 因而马克思哲学的规范基础即是关于人类生存的存在论分析。卢卡奇对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基 础进行了重建；马尔库塞又从存在论角度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解读，这两种解读最为 切近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然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含义尚需进一步清理，因为只有对 马克思哲学本身进行批判性反思，才能认真对待马克思。     

列宁早期对资产阶级理论家土地理论的批判

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对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进行的所谓"批判",列宁专门撰文回应了这些歪曲事实、肤浅的批判.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在没有弄懂马克思地租理论的情况下,片面解读马克思地租理论,妄自否定马克思地租理论的科学性,维护所谓的土地递减理论,其实质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对此给予了坚决的反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     

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所有的力量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论福柯的权力概念

福柯赋予权力以社会本体论地位,从多个方向上更改了经典政治理论的权力概念。在话语—权力—身体相互构成的分析中,理性的统治成为福柯权力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经济批判的政治理解模式,经济关系至多被看成是理性权力运行的具体领域,由此使政治阐释超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框架。理性权力批判作为福柯理论的主题和基本贡献充分体现了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典型特征和当代政治思考的基本方向。     

马克思道德观基础新论——精神和肉体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道德论”与“反道德论”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英美学者就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问题提出所谓的马克思的“非道德论”甚至“反道德论”。这一肇始于马克思的文本现象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思想与道德无涉。马克思是从精神和肉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理性,并把辩证理性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从马克思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两种思想的批判中可知,我们既不能认为肉体和精神完全一致,也不能将其完全对立,而必须在精神和肉体的对立统一中理解道德。马克思的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而这个道德形而上学又被融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马克思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批判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     

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马克思与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本文从意识形态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的角度,对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论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在批判的向度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是以“科学技术批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其次,在批判的旨趣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旨在走向“劳动”实践,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旨趣则是走向“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探究历史,无论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还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所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批判,都没有真正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合理路径。哈贝马斯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出发,坚持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了现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哲学转换,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对于现代性所呈现的多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统一理性规范基础缺失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理论理性,进而为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对于正在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构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最为精髓、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对康德伦理学及政治学说的批判与超越

康德从实践理性出发,基于自由的道德原则构建其伦理学及政治学说,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否定能动的意识获得的物质基础,因而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的实践观批判了康德伦理学及政治学说,并实现了对其的超越。     

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哈贝马斯用“总体化”批判来概括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进行的反思,将其视作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极端化。总体化批判本应完成对启蒙的启蒙,但不幸的是,总体化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使批判陷入尼采式虚无主义,而且将启蒙反思变成反启蒙,使其在自我指涉的反思中迷失方向。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其缘由在于,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相同的概念,如“理性”、“启蒙”、“现代性”等,但却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而研究者出发点的差异又无意识地扩大了理解上的歧见,使得共识更难达成。     

反思现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批判及其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在发展中呈现出共同的价值旨趣———对作为现代性内核的理性的省察和批判。现代西方哲学在理性批判中表现出一定的理论困境:语言学维度的澄明和遮蔽;知识论立场的消解与固守;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尖锐对立。反思现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批判及其问题,可以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理性反思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