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治理、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本文以2011-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治理、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起抑制效应,减小了管理层权力较大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高管分别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抑制效应,而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任总经理的政治治理模式则分别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协同效应。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较之中央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治治理的对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关系的抑制作用在中央国有企业中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在2015年新文件发布之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不再显著,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的抑制效应较新文件发布前更为显著,降低了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     

政治关系、控股股东利益输送与民营企业绩效

本文以2001-2005年直接IPO上市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研究政治关系对控股股东利益输送和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程度高于非政治关系公司,而且这种效应在金融发展落后的区域更加明显,总体而言,政治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较弱.在不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下,政治关系能改善企业绩效;但是,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下,政治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系不仅出于政治资本投资的需要,而且是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需要.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大力推进我国银行市场化改革,减轻政府官员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以改善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     

管理层权力、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选用2006-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分配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小与现金股利支付率高低显著负相关。文章进一步检验了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检验管理层权力对该相关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内部自由现金流富余且投资过度的样本中,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有效减少自由现金流,抑制过度投资;在自由现金流紧缺且投资不足的样本中,企业支付现金股利会加剧现金流紧缺,造成更严重的投资不足。管理层权力的存在降低了现金股利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在讨论股利政策与公司投资决策的作用机理时,管理层权力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公共政策制定中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权力与责任问题。法定的决策者拥有相应的决策权力,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行政领域实施的官员问责制就是公共政策制定中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实际体现。在具体的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结合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我们认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实行官员问责连带机制,将权力与责任统一原则深入到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     

试论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区别

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出发点,学术界对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许多书刊文献中把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等同起来,认为公共权力就是政治权力;公共权力不同于政治权力,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不同。本文通过探讨公共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区别,以期做出一些解释和引起公众的思考。     

政治激励、资本监管与地方银行信贷投放

金融监管制度的有效执行依赖于针对监管者行为的激励设计。在中国,与地方官员类似,监管官员的职位升迁也往往由上级选拔决定,即面临政治激励,本文将代表中央金融监管的省级银监局局长与代表地方银行的城商行特征数据进行匹配,考察监管官员的政治激励是否通过影响其监管行为对城商行的信贷投放产生作用。实证分析发现:首先,在资本、资产质量、流动性等监管指标中,资本监管绩效显著影响银监局局长的升迁;其次,银监局局长在政治激励下的监管行为,促使城商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进而抑制了其信贷投放;最后,地方政府信贷干预、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融资程度等外部环境的不同,也使得银监局局长的监管产生差异化效应。     

分权制衡与公权力异化的克服

<正>权力问题是政治的核心。如何对公权力加强监督,有效预防和克服其运行中的异化问题,是一个社会政治实践课题。自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来,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探讨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预防和惩治腐败机制,成为我国社会公众热议的话题。官员腐败问题,本质上是公权力的私用或滥用,是公权力的异化。克服公权力异化,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年深交所上市的37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为切入点,分析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低CEO权力强度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的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对于CEO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起源:以江浙两省为例

本文试图从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的角度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思路。各地区解放前不同的革命传统塑造了地方政权内部的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而非正式权力结构进一步影响了地方干部的行为动机,这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前各地区在经济政策取向上的差异,最终影响了各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江浙两省内部的县域经济差距显著地受到了革命传统以及解放后地方非正式权力结构的影响。由于省级政治精英来源结构及其与地方干部非正式政治关系的差异,解放前浙江省地方革命力量强的地区经济增长相对较快,而江苏省此类地区的经济增长则相对较慢。     

试论政治权力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影响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程中,其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从平均分配到按劳分配,再到现在的兼顾效率与公平与效率。分配制度的演变导致我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这说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对分配制度起作用,这个力量就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影响收入分配的差距:资源占有的不均、政策与体制的缺陷、不合理的税制及财政的转移支付等。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

以 2000 年 ～ 201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 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 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市场化进程、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现金持有

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关键因素,管理层权力的大小又体现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程度。本文运用2006-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市场化进程的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但由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产生了负面的价值效应,管理层权力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与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相关,市场化进程能够降低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性,并进一步弱化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的负面价值效应;进一步检验表明,权力强大的管理层所持有的高额现金恶化了公司过度投资,而市场化进程能够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持有大量现金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     

革除政治形式主义

当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助长了个别官员权力感的膨胀,放大了权力失去制约的后果时,广大的社会公众就会对政治的神圣性失去兴趣,反而增强更大的不信任。结果很可能是热闹的政治,冷漠的公众,割裂的情感。新一届领导人履新一个多月来,清新之风扑面而来,颇有清扫政坛沉重繁琐积习,拉近高层政治与日常生活距离之势。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仅是一套制度集合,也是一种意义-符号系统,需要通过话语体系、文件格式、行为规定、仪式象征、领导人言行等符号来宣扬其倡导的价值理念,塑造民众的认知判断。然而,每个政     

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困境的成因及消解——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的视角

<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拥有更广泛的权力空间,这也被认为是推动我国自转型时期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核心要素。因此,对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在行政分权后的激励问题研究与分析愈加显著与强烈。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便是由周黎安提出的"政治锦标赛"激励模式。这种模式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工作激励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唯"GDP论英雄"及各种以推动经济     

古代“夫人政治”警示

皇帝后妃，官员的妻子，既可以是丈夫的贤内助，也可以是干政乱国的“女祸”。身处权力圈中的女人，怎样影响了皇帝和官员的命运？     

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ST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7年沪深两市的ST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的政治关联对财务困境公司获取政府补助的影响.结果显示:(1)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处于财务困境时获取政府补助有显著影响,但对国有企业作用不显著.(2)考虑企业所处的地区环境差异之后,本文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优势受到地区财政富余程度的显著影响,而地方政府干预要起作用也受到地区财政状况的制约.只有在地方财政有充足财力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才可能利用政治关联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3)从政府补助的效果来看,政府补助虽然可以在救助当年明显改善公司业绩,但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升作用却因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和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政治关联较弱的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高作用显著,但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具有较强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作用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治关联导致了政府补助资金的低效运作.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这次调查问卷中,61.10%官员和47.2%民众都认为"全面推行阳光政务,实现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是"下一步解决消极腐败问题的突破口",官员和民众对这个问题认识的高度一致,足见官民对于政务公开的由衷期待。现代社会的政务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公开信息不是恩赐,而是法定义务;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理念问题,是建立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需要。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政府有客观、公正、及时地公开其掌握的公共信息的责任和义务。除了必要的保密限制,应该破除部门和少数个人对信息资源的垄断。     

渠道权力理论与国外品牌服装在我国的营销渠道

本文利用渠道权力理论研究了国外品牌服装在我国营销渠道中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关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供应商拥有的权力、零售商所感受到的供应商的影响力、二者在合作中的冲突、零售商对供应商的态度以及满意程度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供应商拥有的法律权力是影响零售商的主要原因;供应商具有的专家权力和相关权力正面影响零售商对自己的态度;零售商感觉来自供应商的权力越大,则其与供应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大;零售商对供应商的态度会影响供应商对其的满意程度,消极的态度会引发冲突。另外,本文发现渠道成员对权力的感受以及其产生的影响与渠道所处的人文、社会和商业背景密切相关。     

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基于最终产权的观点,追溯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链,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红顶商人与黑金政客

在东方,经济是权力经济,权力是本位;在西方,政治是金钱政治,金钱是本位。所以,未完成西方化的地方流行“红顶商人”,已完成西方化的地方高产“黑金政客”。红顶商人与黑金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