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

清初关中遗民诗群中存诗量最大的诗人是孙枝蔚,但由于历史所造成的误解,许多人将他从遗民的行列中拉出来了。其实,孙枝蔚不仅是遗民,而且创作了大量极具认识价值的遗民诗,其创作风格也体现出关中遗民诗群创作的总体特征。     

长安“诗意”赋——对“西安城市精神”的一种地域文化学考察

周公"制礼作乐",以文艺作治国宝具,为关中文化的"诗意"提供了"基因".<诗>泰半为陕诗,雄豪、昂扬为其风骨.关中人秦始皇焚<诗>,从反面催生了唐诗.后者是中国南北文化长期融混后,在唐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知识分子积极性空前抬升的条件下,产生的青春中国之歌.其结构为"李杜互补"和"朝野互补".它"定格"为长安及中国文化的"诗意"殿堂.海德格尔"诗意栖居"论,迫使我们重申长安"诗意",以应对市场异化和科技霸局,挺建新世纪的西安城市精神.     

唐代方镇使府与文人送别诗

与唐代方镇使府相关的送别诗大致有两类：一是始于京城的送别,一是始于方镇的送别。中晚唐大量使府送别诗的产生,其意义在于：改变了过去送别诗往往多表现离愁别绪的作法,并拓展了诗的功能,成为人类社会各种活动的交际手段。从送别诗的传播过程看,送别诗的特点和意义在于：一、行人使原来定点的诗歌创作得到广泛传播;二、诗的创作价值常常在传播中得到确认,因之送别诗成了诗家竞赛的重要题材;三、由于送别诗具有明确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其内容与时代政治密切相关;四、送别诗同时也具有了以诗代笺的通讯功能。唐代使府制度为送别诗功能的扩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说“左将军”——读陶札记之三

陶渊明有《赠羊长史》诗,序云:“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以赠。”宋吴仁杰《陶渊明年谱》于义熙十三年条下注: 有《赠羊长史》诗.长史名松龄,晋史本传(按,指《晋书·陶渊明传》)谓与先生周旋者。是岁刘裕平关中,松龄以左军长史衔使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经     

沈德潜诗歌创作简论——兼论对沈德潜诗歌研究现状的感想

沈德潜的诗除了反映现实的诗作值得肯定之外,其诗集中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和怀古咏史诗也同样具有特色,值得重视。沈德潜笔下的吴地山水诗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描写其他地区山水的诗兼李、杜、韩等人山水诗之长,并富有理趣。其田园诗熔铸陶诗和盛唐诸公田园诗之神,并能自开生面。其怀古咏史诗则使事典切,诗境浑厚,能翻出新意。沈德潜备受诟病的歌功颂德诗、应制诗在其诗集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即使是这类诗,也不宜一笔抹杀。研究、评价沈德潜的诗要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     

历代乾陵诗及其史学价值

以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乾陵为吟咏对象的乾陵诗,是中国古代帝陵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及史学价值不可低估。历代乾陵诗多集中于评论武则天功过是非,作者群体则名流云集,既有陕西关中本地文人,更有历代任职关陕或路出乾陵的著名学者、官员。乾陵诗为今人了解乾陵陵园在后代的植被保护情况、陵园建筑、石刻存在状态等,提供了珍贵史料。     

《再别康桥》艺术特色的层面分析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是现代诗歌中的精品.其齐整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及独具匠心的押韵使<再别康桥>在音乐性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同时,其语言优美华丽、内涵丰富,并且富有歧义,使这首诗在意义单元层面上极富表现力.诗中拥有大量神奇的想象、精美的比喻、动人的意象,这也就最终构成了诗的象征意义一种执着却又茫然的追求以及可望而不可及的伤感与惆怅.全诗在声音、意义与象征三个层面都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关中方言漫议

方言，是一种在语音、语义和语法关系上具有特殊规定的地方化语言。而陕西关中方言，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在历史上更有其特殊意义。作者从关中方言的特殊意义。关中方言例举及研究方向三个方面、提出了个人对研究关中方言一些意见，对研究关中方言有一定启迪意义。     

清初关中遗民诗群的构成与王弘撰、李柏的诗歌创作

清初关中遗民诗群主要由以王弘撰、孙枝蔚、李柏等人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和以青门七子及其子弟为代表的故明宗室成员构成。由于受地域文化 ,尤其是受世代相承的关学的影响 ,这个诗群创作中的理性化特征较为明显。与此相联系 ,诗中所体现的关中地区所独具的自然景象与人文精神 ,以及那种不以唐宋为门户 ,以朴实自然为旨归的作风 ,在清初遗民诗界、乃至整个清代诗坛均有其独具的价值     

关中传统民居门楼的成因及分布探究

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形态,关中民居门楼在关中各地区均有分布,并各具特色。其主要类型有屋宇式、随墙式和地坑式。通过对关中传统民居门楼成因及分布的分析,指出关中民居门楼由于受到自然条件、宗法礼制、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其建造方法、建筑形象丰富多彩,分布广泛,是一种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化形态,更是珍贵的建筑遗产,应进行保护并使之更好地传承。     

诗话美学

纵论历代诗学,有一点非常突出,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诗品》发展孔子“兴观群怨”说,奠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唐代释皎然《诗式》,从精神境界谈艺术构思:“须至难、至险,始见佳句”。同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风格立品,是自觉美学追求的开始。宋代欧阳修作《六一诗话》,探讨诗作如何“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拓了审美深层次。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注重诗人的修养,要求主题隐蔽“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世研究陶、李、杜、韩、苏诸大家,更提出诗的人格精神。清末民初王国维综合神韵说、性灵说,创立“意境论”,把“真景物、真性情”作为有无意境的标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论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意象派的影响

美国意象派诗歌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在创造上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中对情景交融与精炼简洁的语言的强调等意象方法。在东学西渐视角的关照下,分析中国文化对美国诗歌的渗透,考察意象派代表诗人庞德与中国诗歌的联系,可以发现中国古典诗歌与意象派诗歌相通的契合点,从而揭示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派诗歌的重要作用。     

诗歌翻译中的意象转换

诗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意象是诗歌的要素之一,但由于不同文化在诗歌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因此在诗歌翻译过程中意象是否可以转换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探讨,认为“形神兼备”是诗歌翻译的理想境界,但在诗歌的实际翻译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变通与转换,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诗中有画"辨析

苏轼论王维诗画,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语一出,自宋代以至于今,便以“诗中有画”作为诗歌美学的重要标准去评价诗歌艺术。以“诗中有画”概括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个性特征,这样的评价标准,存在谬误,缺少辨析,不足以立论,是不可取的。     

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我的《诗经》“读白”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诗经>的解读要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中解放出来,从民歌的角度理解"国风".对现代人来说,要以诗心翻译<诗经>,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诗歌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让<诗经>真正回到"诗"上去.     

八景诗对旅游文化创意的启示——以山西太原古代州县八景诗为例

八景诗的意境美和审美价值开拓了旅游文化视野,为旅游文化创意带来契机。八景诗于旅游文化创意的启示：八景诗融于绘画,提升旅游艺术美;八景诗融于旅游行程,创造特色旅游。八景诗与旅游文化创意紧密相连,为旅游开发提供有益借鉴,促进八景诗的保存和利用。     

吴伟业《梅村词》以史为词与明清之际词学新变

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诗有“诗史”之称，《梅村词》也表现出时代风会与个人遭际的影响，以其《满江红》词表现最突出，可称词史。明清易代之际的大背景促成了吴伟业词风的变化，也促成了时代词风的变化，即由软媚柔婉到慷慨悲凉。由媚而雅是明清之际词学转变大势，直接影响到清词的品格，开启清词复兴之路。     

佛教思想对王维诗歌影响探析

盛唐大诗人王维的诗歌受佛教思想影响极为明显,佛教思想中的世界观、心性论及禅定思想从三个层面深刻影响了王维的诗歌。佛教世界观对王维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对世界构成的基本认识形成了王维诗歌中灵动跳跃的诗意;其二,色空思想影响了王维对生命、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因而这些内容在王维笔下往往采用艺术化的方式来表现。佛教心性论中＂境随心转＂的思想对王维笔下自然景物的描绘产生了极大影响。佛教禅定思想对王维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作品中体物敏锐入微,识理透彻无碍这一点上。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开拓诗歌研究的新领域——读《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

长期以来歌诗被简单地当作诗歌,歌诗研究往往局限于纯文本研究,与之相关的配乐、配舞、表演者、观赏者、表演方式,以及受这些要素影响所形成的歌诗文本在语言艺术方面的诸多特点,被人为地忽略了。《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一书,从全新的视角出发,采用新的方法和思路,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不仅结论新颖稳妥,拓展了歌诗的研究领域,对于其它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也有其独特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