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熊十力的体用观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一对本体论范畴。熊十力在批判总结儒释道各家体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颇具特色、包含丰富辩证法思想的“体用不二”论。本文试图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对体用不二论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构架作一初步的探讨。     

中国哲学体用论的源与流

体用,本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对重要本体论范畴,自近代张之洞力倡“中体西用”说以来,令人以体用衡论中西文化成为一种时尚,各家竞和,歧义叠积,这对范畴的本来意义反而彰没不显了。本文简要叙述了中国哲学体用论的源与流,历史地展现了这对哲学范畴所特有的蕴涵,以期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貌。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论哲学特质——早期新儒学的思想特点

新儒学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其早期思想奠定后来发展的核心,其中,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提供了主要的思想框架,梁漱溟从中西印思想的比较中得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熊十力进一步将之归为哲学本身的本体论特质,并认为这一特质只为中国哲学所体认,冯友兰进一步从哲学与科学的不同肯定了哲学的特质。三大家的思想对于新儒学的思想形成具有根本性的贡献。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     

体用观视阈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知识体系框架及其理论实践意义

知识体系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体”与“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一对范畴,考证体用观的古代起源,梳理体用观的近代背离,有助于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恩格斯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脉络中的自主知识体系地位及其体用贯通、明体达用品格。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命名来说,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具有标志意义,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为这次工作布置会议提供了理论主旨框架。习近平文化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丰富思想材料,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在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讲话、第三个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献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由历史文化、政治文化、文化安全、网络文化、文化润疆等核心概念构成的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作为理论框架之体,不仅要贯彻落实到实践工作之用中,而且要对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包括中国边疆学构成基础支撑。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景海峰著《熊十力》评介

最近收到东大图书公司印行的世界哲学家丛书《熊十力》一册,由大陆青年学者景海峰执笔。一口气读完,觉得这是一部高质素的著作,故乐于为之评介。这部书有三个特点:(1)文笔流畅,能够掌握到时代的脉搏;(2)资料丰富;(3)对于熊先生的思想有相当同情和了解。全书共分6章:(1)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2)“新唯识论”源流探析;(3)近代唯识学复兴的最后归趋;(4)体用观的形而上终结;(5)本体论架构;(6)量论索迹。还有附录3篇:(1)熊十力小传;(2)著作考述;(3)学行年表,外加参考书目.以下再作比较详细的论析。     

“用”的凸显:熊十力后期思想的向度

由“摄用归体”到“会体归用”,是熊十力“体用哲学”圆成逻辑。笔者认为:在熊十力后期思想中,一方面,以“心”为“终极本体”的宗旨并没有改变;另外一方面,理论重心则由“体”向“用”的转化、落实,虽无否定“本体”的意味,但更凸显了“用”的层面。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梁漱溟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梁漱溟之所以借用柏格森生命哲学作为批判唯科学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在于它是高扬直觉主义而对理智主义和科学方法进行批评的哲学。援柏格森生命哲学入儒,借以比较中西文化,批判唯科学主义,这是梁漱溟重建儒家形而上学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他欲以生命哲学去抉发中国文化的价值,向人们展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真理”,将西方文化导向中国一路,以此证明儒家的人生态度具有独特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梁漱溟早期儒学思想评价

梁漱溟的早期儒学思想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面前 ,梁漱溟高扬儒家文化的大旗 ,通过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和对西方生命哲学的阐发 ,创立了融会中西的“新孔学” ,并从哲学的高度为中国儒学思想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由于历史的局限 ,梁漱溟的早期儒学思想在理论上有许多疏漏     

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反省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实现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复兴,文化与哲学构成梁漱溟学术思想的两翼。人们多从文化观的视角来研究梁漱溟的思想,其实,梁漱溟在20世纪早期就系统阐发中国哲学观,论证了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中国哲学的更新、中国哲学的特质等重要问题。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基础,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创建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现代儒家文化的传统与创变——以熊十力本体论为视角

现代新儒家自兴起以来,一直以应对现代化困境和复兴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这种复兴与应对,会通中西,融贯今古。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性”研究的一部分,以熊十力为例,借剖析其哲学特色,可以探析中西文化的异趣。熊十力发挥了《周易》“生生之谓易”的精神,对比柏格森看待“生命冲动”的解读,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上别开生面。现代新儒家立足中西文化交流,以彼此之优长互补彼此之偏,救时代之弊。熊十力哲学以儒学生命之“本”融贯了现代性的要求,从而实现儒家精神的返本开新,成为儒家文化现代化尝试的开篇之作。     

中国"现代化"观念溯源——《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

以罗荣渠先生为代表的若干学者认为:中国知识界于1930年代阐述的“现代化”概念,是由中西文化讨论中的“西化”概念引申而来,有助于克服“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概念的片面性。他们这种观点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其实,经过1935年的“中国本位文化”与“西化”的论战,确实出现了由“西化”向“现代化”观念转变的现象;但以《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作为这种转变论的重要依据,不仅存在逻辑问题,而且也混淆了历史的时空次序。《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基本上不以中西文化问题作为出发点,而是围绕着中国在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展开。讨论是在唯物史观兴盛的语境下发生的,或具有党派政治背景,可以视作日后中共普及的中国现代化观念的一种思想源头。     

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概观

19世纪末期开始,实证主义哲学思潮逐步进入中国。实证主义哲学在近代中国具有独特的理论形态和发展轨迹,并引发了科学主义和西化思潮,由此带来中国近代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因此实证主义哲学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潮,它对于塑造近现代中国文化功不可没。     

性智、量智与涵养--熊十力量论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推衍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最初写作构思中包括境论、量论两部分,大致相当于现代哲学中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熊十力没有写出关于量论的系统性著述,但他终生都在思考量论问题,已经形成了实质性的量论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证悟本体的性智,以性智统摄量智的明体达用,以涵养工夫实现本心呈现的即用见体.与其存在论上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相一致,在认识论上,熊十力把证悟本体的性智落实到量智的发用流行和涵养工夫上,形成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翕辟成变,从而在借鉴中国、印度、西方三方面智慧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量论体系.     

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     

试比较熊十力与梁漱溟的人性思想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熊十力和梁漱溟的人性思想有许多同异之处,他们从不同方面汲取了西方文化的营养,批判或者吸纳了印度佛学唯识学义理,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人性善的伦理精神作出重新的诠解。在"西学援引"层面,熊十力和梁漱溟分别从生理学、心理学来探讨人性再而上升到哲学的本体论;在"佛学料简"层面,两家均提倡人性的"觉性",熊十力批判了唯识学"性寂"说,而梁漱溟兼采了唯识学;在"儒学归宗"层面,两家均主张人性"本善"说,不过熊十力推崇孟子,而梁漱溟上溯到孔子。     

方东美比较哲学思想探析

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合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课题。方东美运用比较哲学的方法,直探中西文化精神的内涵与底蕴,他从中西整体思维出发,考察和比较了古希腊哲学和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近现代思潮以及中国思想文化在整体上的造境。他的比较哲学研究,已经深入中西文化的核心,但又难免东方中心论的理论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