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史学文化圈的形成与意涵诠释

中华史学文化圈是以中华史学为核心,涵括中国及相邻政权史学的“文化板块”,根源于中华史学文化的悠久传统和长久影响力。从商周至20世纪,历经孕育、形成、繁盛、转型的中华史学文化圈,既有史学观念、史书修撰及制度建设上的同频共振,又有融合族群特色的传承与创新,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史学文化风貌。区域内史学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中华史学文化圈成熟稳固的体系,并以求真务实的一贯理念、和谐会通的精神品质、宁邦固本的价值追求作为文化底蕴的坚实支撑。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需求,中华史学文化圈在密切区域关系、化解异质文化矛盾、增进史学文化板块相互间的吸引方面,必将彰显更大的价值。     

高校历史专业《史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与建设刍议

史学理论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对于历史研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然而目前高校对《史学概论》课的教学普遍缺乏足够的重视,这对于历史学的学科建设是非常不利的。要更好地发挥史学理论的价值作用,必须做好它的普及和提高工作,尤其不能忽视普及工作,而在高校历史专业的学生中普及史学理论,搞好《史学概论》课程的建设,是做好史学理论普及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及运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史学活动与社会结合的意义——读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揭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作者通过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考察,以事实说明了史学与社会有没有关系和史学对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等问题;强调史学家应该具有关注社会的治史宗旨;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     

史学活动与社会结合的意义－ 读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揭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作者通过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考察，以事实说明了史学与社会有没有关系和史学对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等问题；强调史学家应该具有关注社会的治史宗旨；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     

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回顾与总结

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新时期史学界有关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史学是否要面向现实及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特点;二、史学的价值和功能的构成及“古为今用”;三、如何认识史学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及其关系;四、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他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     

罗章龙经济史学思想述评

研究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应客观评价罗章龙的经济史学思想及其学术贡献。《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学术界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命名的通史性的经济史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史学原论》是第一部概论性的经济史学论著,它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原论》提出的“史型论”,是经济史学界较早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     

近代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影响——以近代史学期刊为视角的考察

报刊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报刊创办之初开始,史学研究便在这一新型媒介上初现端倪。五四运动前后,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雏形,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大量史学类期刊的创办为标志,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得以正式确立,史学研究也由此表现出和传统史学不同的特点:史学研究由"私"向"公"转化,学术讨论与论争成为比较突出的现象;史学研究开始出现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史学思潮不断涌现;分工合作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出版与发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史学研究与社会的关系亦日益密切。     

朝鲜时代的史学启蒙教育和史学观——以《史略》为中心

<史略>一书是韩国古代流传最广的史学启蒙教材.从它在朝鲜时代流传情况的变迁及其原因,可以看出韩国传统的以中国为正朔的史学观,及以中国历史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史学启蒙教育.明朝的灭亡及甲午之战后中朝宗藩关系的结束,都对这一史学观和史学教育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梁启超“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

在许多研究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著述中,大都就"新史学"的救亡与启蒙功能作了许多细致的挖掘,而对于"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治史方法涉及不多。"新史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济世救国的作用,现在重新回首"新史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发现,它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中彰显出的魅力则在于倡导一种总体史的著史范式和多学科的治史方法,并为日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与唯物史观派史学一脉相承。     

论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明中叶是明代史学的转型期,这表现理学化史学批判思潮的出现、博古考信风的兴起、史汉风格的确立、史学理论的受人重视、经世史学思潮的勃兴．当然,以纲常正统论思想改编旧史,仍有很大的市场。     

近代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因缘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同。西方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除了继承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的如实直书外,还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实证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进化观念、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念、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有着相通之处,从现实条件讲,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浅析全球史学的开端——兼评《全球史学史》

伊格尔斯等人写作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对全球史学发展脉络做出了梳理,但是在全球史学的起源问题上,作者将18世纪作为全球史学开端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基于此观点,回顾了18世纪的史学发展历程,认为其中所包含的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倾向是后世欧洲中心论的滥觞,并未造成全球史的真正繁荣,20世纪初才是全球史学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英国辉格史学派先驱者论略

通常,学界仅将哈兰、林加德和麦考莱视作英国辉格史学派的先驱或奠基人,这显得有些偏颇.若将麦考莱当作该学派横坐标的原点,往前还可以追溯到约翰·罗素、麦金托什和福克斯,其中福克斯和麦金托什可被视为遭受质疑的先驱者,而罗素又是被遗忘的先驱者.他们史学著作的共同点,是关注本国早期宪政发展,并相继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社会政治变革采取了相当谨慎的评判.在领略和适当接受20世纪末年英国学界相关新观点的基础上,揭示福克斯、麦金托什、罗素和麦考莱等人的史学成就和思想,他们各自与辉格一自由党的亲疏不等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构建辉格早期史学派时的实际功用,这对于较完整地研究英国辉格史学派先驱者的行列及其作用,是很有裨益的.     

21世纪史学应当更多地关注自然史研究

历史由自然史和人类史两部分组成 ,历史研究也应该包括自然史研究和人类史研究两个部分。既重人类史研究 ,又重自然史研究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史学 ,或可称为大历史、大史学。 2 1世纪史学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自然史研究 ,应该更加注重人类史与自然史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     

抗战时期史料文献征集编纂活动述要

抗战前后,国民党官方色彩的史学编纂活动相继展开,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战事史料征集会和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史学编纂机构纷纷成立,其史料搜集力度之大、史家参与之众、后世影响之深,皆成为民国学术的重要特色。其反映了国民政府保存文献史料的不懈努力,亦是在抗战建国宗旨下激励民族抗战、重塑国民意识的一种手段。然而,受时局跌宕、资金短缺、机构本身效率低下等因素的掣肘,相关史料编纂工作不免事倍功半;然其存留史料之功,实应值得珍视。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本文作者正在主持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本文即择取撰写过程中间进行再考察的若干历史疑问,按十八世纪以前的时空进程,略作点面交集的扫描式的历史陈述。     

选题策划中不可忽视的五个矛盾

选题策划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种:选题论证中的创意与操作、选题策划中的一般与特色、选题挖掘中的巩固与开发、选题计划中的一般和重点、选题平衡中的一般图书和教辅。这五个矛盾是选题策划中的关键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五个问题是做好编辑的试金石,是做好出版社总编辑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