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编纂学中的破例问题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破例问题是中国史学进程紧密关联的重要问题，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史记》立例而又破例，开创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破例现象的先河，解读《史记》破例背后所体现的司马迁的历史编纂思想，必须要从《史记》的撰书宗旨和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用开放的眼光来解读司马迁在史书编纂方面的创造力。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长河中，强调史书体例纯粹性、抨击史家史法乖迁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史学家在评论史书体例破例与否，一定要从历史编纂的实际出发，从历史编纂的指导思想出发，唯有此，对史书编纂破例与否的讨论才“名”、“实”相符．才曼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创新原则

中国传统史著编纂虽采前人之书，但不步前人后尘，不断创新，或创造新的编纂方法，或补充新的内容，或提出新的学术思想，比较全面地反映历史面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充分发挥了史学的政治教化和启迪智慧的功能。     

历史编纂的文史相生之境

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史"关系,决定着历史编纂的全局。它既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史学实践问题。章学诚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基于对"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的剖判,提出了"文史通义"的历史编纂理念。海登.怀特作为西方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在激进反思启蒙运动以来的史学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文史混一"的历史编纂理念。白寿彝作为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基于对中国史学史的哲学思考,提出了以"准确、凝练、生动"为基本内容的历史编纂理念。这些认识,从正反两个方面启发我们在历史编纂问题上,应该树立"文史相生"的理念,走"文史相生"的道路。     

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

《汉书》是中世纪"正史"的真正鼻祖.它的作者是否剽窃父书?是否剥取《史记》编纂形式而无所创造?本文尝试厘清这一名著攸关的人与事的历史真相,以论证决定《汉书》编纂取向的,是班固时代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当时的重大事变.将《汉书》的编纂过程,藉班固一生政治沉浮的历史陈述表而出之,悖于《汉书》学的研究传统.是耶非耶?期待高明指正.     

论刘知几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贡献

唐人刘知几所著《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知几的进步历史观及其在史学理论上的主要成就，前人已多所论及。本文主要拟对刘知几对历史文献编纂理论特别是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进行探讨和论述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嬗变与中西史体的初步交融

近代以降,中西文化开始会通,历史编纂学逐渐突破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既定轨道,向近代迈进。在编纂理论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并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方面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在编纂体裁和体例方面,在反思传统历史编纂的成败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史学家提出以"新综合体"改造传统的史书体裁形式;在中西史学的互动中,西方历史编纂理论以及体裁、体例逐渐融入中国历史编纂的实践中,对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特点

本文主旨是通过对《新五代史》编纂特点的考察,揭示历史编纂与史家、时代的关系。体现于通排纪、传和善恶必书中"不没其实"的义例原则,反映了欧阳修以功业、道德标准评价历史和人物,并把功业标准作为道德标准承载体的理论;人物传全部采用类传的形式,揭示出北宋中期史学在经学影响下以儒家思想为品评人臣标准的倾向;而欧阳修对旧史志的高度简化,则反映了他以拾遗纠谬的态度和朴素的唯物方式对待历史上天人关系的思想,开启了二十四史中以"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原则书写纪、志的先河。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

传统史学的二重性特征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中有很集中的体现,史书修纂中的客观与主观、天命与人事、直书与曲笔、实录与名教等,自《春秋》起,在近三千年的历史编纂史中始终一以贯之,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属性。对待这一属性,当取审慎辩证的态度视之。     

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

《辽金元史学研究》对辽金元史学作了贯通性的综合考察。从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入手,全面剖析了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时代特色,拓展了辽金元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度与维度,使人们从史学思想的视角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总体趋势。     

发达国家学习词典编纂场景概览(四)——美国词典编纂场景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词典编纂历史、传统和现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通过历史溯源与分类描写的方法,本文对美国通用型语文词典的编纂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考察.从发展阶段看,美国语文词典编纂经历了奉英国编纂出版的英语词典为权威——自主研编本土化的美语词典——大学词典地位的确立以及对英语词典编纂世界的影响——外向型美语学习词典的初步发展的过程.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本来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化腾飞的双翼。中国传统史学步入近代门槛,是在清未维新思潮中,以新式中小学堂普及历史教育为契机的。20世纪初,所谓重新编写中国历史,主要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响应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率先构建起新式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     

中国史学的雅俗分流与俗史学的复兴

俗史学是中国史学的真正源头,它在讲述内容、讲述主体、讲述对象、历史观念上都具有明显 的民众性特征。中国史学雅俗分流的格局正式形成于夏王朝建立之后。雅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与俗史学 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雅史学的长足进展对中国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俗史学长期被排挤于主流史学之外, 对民众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精神的塑造都十分不利。两宋时期,俗史学开始复兴。近代以来,俗史学更加受到 重视。雅、俗共同繁荣的史学新局面的出现,必将把中国史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史学史三题

本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三个向来有争议的旧题:中国传统史学与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相关度;所谓经史致用式的道德反思命题,与中世纪主流史学的相关度;倘若从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之一的角度,它本身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怎么写,写什么,才算较为近似地映照中国史学已经消逝和尚未终结的整体面貌.旧话重提,无非为了自己NB341清问题,期使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或撰述,不再陈陈相因.     

习凿齿与王夫之的三国正统论比较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史学史中频繁遇到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在撰述历史时都要花费笔墨去论证王朝来源的合法性、合理性。习凿齿和王夫之在分析三国及以后的历史时，处于不同的时代，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撰写专文讨论正统论，在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分析二人正统论的异同，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古代正统论的核心问题、主要观点及其流变有一定的意义。     

范文澜及其《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理论启示

范文澜先生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学家,他在延安时期通过《中国通史简编》所形成的史学理论不仅指导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还在实践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进行经学史研究,即要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坚持斗争是经学发展的动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辩证思维方法等。这些史学理论指导经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对我们今天实现经学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