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县农民合作社推动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思考

农民合作社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在政和县精准扶贫中占据重要作用。从政和县的实际出发,分析政府、合作社和贫困户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参与目标和参与方式,总结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着主体利益关系不协调、合作社脱贫带动有地域性以及政府支持力度弱等问题。建议加快建立参与主体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合作社品牌建设,强化政府激励机制。     

后脱贫时代社会参与扶贫的法律激励机制

传统的行政扶贫模式在后脱贫时代面临诸多局限,引入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实现“单中心贫困治理”向“多中心贫困治理”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然而,市场化的社会主体与行政化的精准扶贫、收益性的社会主体与公益性的精准扶贫、碎片化的社会主体与系统化的精准扶贫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张力,而法律激励机制的引入为张力的打破提供了契机与路径。当前我国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制度安排存在理念层面的“管理型激励”、标准层面的“资格型激励”和方式层面的“帮扶式激励”等问题,故应当针对当前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问题,彻底实现“三个转变”:即实现激励理念从“管理型激励”向“契约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标准从“资格型激励”向“绩效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方式从“帮扶式激励”向“合作式激励”转变,最终实现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效能最优。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分析

产业是乡村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通过产业兴旺实现扶贫开发,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陕西在产业扶贫实践过程中,涌现出了省供销合作社主导的“政府（扶贫办）+供销社（供销企业集团）+农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金融（保险）”模式、以商南、延长为代表的“先借后还”无本脱贫模式、以大荔、洛南为代表的扶贫资金量化折股模式、千阳县 “项目超市”菜单式扶贫模式、白水县的 “果园托管”模式、榆阳赵家峁村的“三变”等模式。本文通过对典型模式的分析,提出在推进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适度兼顾扶贫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并优化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扶贫的辐射带动效应。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精准扶贫中的博弈关系与矫正策略

精准扶贫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贫困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高层战略。然而,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因存在着多方利益主体间不间断的利益博弈,使得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异化"。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者与非贫困者、上下级政府、村委与地方政府、贫困户与地方政府等主体之间存在的非均衡的零和博弈与负和的非零和博弈关系说明,构建多元的精准识别体系,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推动精准扶贫方式由"项目"扶贫向"主体培育"转变,是扶贫资金得到正向效应的有效策略。     

大数据时代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研究——基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框架的视角

在大数据时代,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是汇集社会扶贫资源,发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第三部门机制互补优势,推进精准扶贫实施的有效载体。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框架的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政府扶贫主体、非政府扶贫主体和帮扶对象三大参与方基于“表达权”、“契约”和“客户权力”等责任关系链接的互动过程,因而,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适宜采取政府主导复合型构建思路。该平台应围绕精准扶贫的四个核心环节,构建四个功能模块,并采取代理服务、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三大服务模式。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绩效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

为了揭示出精准扶贫绩效的时空变化特征和影响因素,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绩效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从政府投入能力、个体参与能力和地方产业发展能力三方面构建指标,对精准扶贫绩效时空变化进行影响因素分析.运用组合权重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利用加权求和法得出各贫困县(市、区)精准扶贫绩效,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对精准扶贫绩效时空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研究期间,各贫困县(市、区)精准扶贫绩效得到一定程度的增长,精准扶贫绩效各影响因子间交互作用,不存在孤立作用的现象,影响因子的综合作用对精准扶贫绩效的影响超过单因子作用.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绩效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绩效区域间差距较大,社会绩效在逐步缩小,环境绩效整体是西部高于东部,综合绩效得分最高的为武陵源区、鹤城区与冷水江市,而湘西自治州区域内的精准扶贫绩效整体水平有待提升.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绩效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

为了揭示出精准扶贫绩效的时空变化特征和影响因素,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绩效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从政府投入能力、个体参与能力和地方产业发展能力三方面构建指标,对精准扶贫绩效时空变化进行影响因素分析.运用组合权重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利用加权求和法得出各贫困县(市、区)精准扶贫绩效,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对精准扶贫绩效时空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研究期间,各贫困县(市、区)精准扶贫绩效得到一定程度的增长,精准扶贫绩效各影响因子间交互作用,不存在孤立作用的现象,影响因子的综合作用对精准扶贫绩效的影响超过单因子作用.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绩效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绩效区域间差距较大,社会绩效在逐步缩小,环境绩效整体是西部高于东部,综合绩效得分最高的为武陵源区、鹤城区与冷水江市,而湘西自治州区域内的精准扶贫绩效整体水平有待提升.     

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的构建

农民合作社具有与生俱来的益贫性,发展合作社是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我国农民合作社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健全规范阶段,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异化问题,特别是对贫困农户相关权益排斥性问题突出。构建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需要在有效克服农民合作社组织机制、扶贫机制和产业扶贫机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从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贫困农户互助机制、合作社间合作机制、政策构建等方面进行创新。     

精准扶贫背景下基层政府瞄准识别机制的优化

精准扶贫的关键之处在于识别瞄准机制——贫困对象的精准有效识别和扶贫资源与贫困对象需求之间的精准有效瞄准。基层政府精准瞄准识别机制就是多元主体以科学高效的瞄准手段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使扶贫资源精准落实。但目前的精准识别存在精准填表任务较重、数字化的脱贫指标使识别效率较低、形式主义的考核脱离实际等困境,提出了简化程序完善瞄准识别机制、统筹简化精准考核促进瞄准识别效果、健全贫困户识别退出与再进入机制、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增进贫困户参与积极性等优化策略。促进贫困对象真正脱贫,如期完成脱贫的历史重任,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农民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研究

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分为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两步进行。在产业扶贫参与行为中,拥有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有助于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和提高参与程度;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成立年限长、获得贷款对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有积极作用;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对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在就业扶贫参与行为中,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拥有政治资本、成立年限长、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和贷款、有政府扶贫项目促进合作社参与扶贫决策,劳动力充足呈负向影响;拥有政治资本、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越高。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总结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对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16-2019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力量,新闻媒体要加强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报道与监督,企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三者共同发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的研究评述及展望

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目前,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演进与创新、风险识别与防范和运行机制与效果评价三个方面。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应用与实践,在农业供应链各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信贷联结机制,协调了各参与方的利益冲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应该注重政府作为参与方之一的角色、发挥减贫作用的模式和机制以及农户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减贫效果,并且要关注金融科技对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影响。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研究

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视角审视我国精准扶贫进程发现,各扶贫主体职责范围尤其是精准扶贫交叉事权缺乏明确界定,将承担扶贫支出责任与履行扶贫事权混淆等同,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中央与省及以下各层级政府两个维度,存在精准扶贫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问题。为确保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效,应处理好政府职能定位,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横向层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层面,建立扶贫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生态扶贫研究

生态扶贫是我国扶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新时代所推进的一项重大扶贫举措。基于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多面的客观现象,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研究生态贫困的形成,将生态贫困界定为特定时空情境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地”维度上的剥夺及其制约“人”“业”维度的发展或导致彼此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状态,进而提出生态扶贫的机理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