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

21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学术名词。它的出现为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影响并重构了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在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政府、学者、民众形成了三股力量,地方政府通过文化展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源,重构地域文化记忆;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非遗保护,他们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追求文化记忆保护的完整性与文化本真性,另外由于理论知识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不对接,会将一些地方文化经验屏蔽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系统之外;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与实践者,他们因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传承人与普通民众,传承人是地方文化记忆传承的灵魂人物,他们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改变了文化身份,对地域文化建设会有一定影响,但地方知识话语很难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普通民众而言,则在文化我者/他者之间变换不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特殊性,希望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观照到不同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     

公共文化视角下梁平木版年画整体性保护研究

梁平木版年画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俗性公共文化,既具有文化遗产具体可视的物质属性,又包含民间信俗、制作技艺等非物质的文化属性.在新时代背景下,梁平木版年画传统保守的生产模式很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导致其创作生产萎缩、日渐衰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文章从活态性、地域性、系统性角度,论述了对梁平木版年画的完整性、关联性、综合性保护,以保持其公共文化遗产的本真性、独特性、可识别性,激发其创作、生产活力,增强群众参与度,体现其公共文化价值,从而实现对梁平木版年画的整体性保护.     

近现代多重语境下的怒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怒族民歌“哦得得”及民族舞“达比亚”为例

民歌与民族舞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立法与结构,它规范了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伴随着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及各种形式"保护"措施的实施,云南怒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哦得得"和"达比亚"从原生环境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表演者不断地进行着文化"再生产",让原始艺术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不断杂糅,使得新的艺术形式再生之后进入了"后民族艺术"时代。在现代以市场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中,以怒族为例的各民族艺术存在于近现代多重语境中,当前这种环境导致了对民族艺术形态进行了"再生产",重构了当下民族艺术的生存状态——艺术变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中的再生产

在遗产旅游备受欢迎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当作旅游吸引力已不鲜见。但有学者发现在遗产不断被商业化、被转化提升为游客消费体验的产品的过程中,遗产丧失了其意义与真实性;也有专家认为,如果规划和管理得当,地方文化也许是社区最有价值的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是否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文章根据作者多年在云南省东南一带的田野案例,发现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于旅游的过程中,由于真正的人性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所以,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特定的观念、价值可能在一定的情境中通过自觉的活动被传递下去;同时,也可能在再生产的实践中根据策略的变通而出现消费遗产、遗产的再仪式化、文化借用等遗产变迁现象。     

文化进化论视阈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本文试图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置于文化进化论视阈中,讨论了文化进化的主要观点,用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问题,并以东阳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入点,以文化进化视角分析东阳木雕非遗的变迁,并尝试用模因理论来解构东阳木雕文化,以求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和有效的视阈。     

幼儿教师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同状况个案研究——基于豫南X地区幼儿教师的调查

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首先浸润到幼儿生活中的文化，但对豫南X地区幼儿教师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同状况调查发现以下问题：幼儿教师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模糊、情感认同淡薄、行为认同没有落到实处等。幼儿教师的地方非物质文化认同不仅关系到教育的民族性、文化性、特色性等的发展，而且影响着幼儿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文化选择，强化幼儿教师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认同、增进幼儿教师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情感认同、增强幼儿教师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为认同是新时代幼儿教师和教育发展的应然取向。     

论渝东南文化生态区建设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延续和流传后世的关键,传承性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重庆市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区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渝东南地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予以整体性保护的文化生态区。在建设渝东南文化生态区初期,重庆市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在传统传承模式“家族传承模式”和“师徒传承模式”下又衍生出“群体性传承”“教育性传承”“生产线传承”三种传承模式。本文通过调查渝东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的现状,对五种传承模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传承和在生产线模式传承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潜力做了深入分析,总结出在渝东南文化生态区建设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多采用混合、多元传承模式的新思路。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市场困惑与反思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始终存在市场困惑,主要表现为迎合市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认识困境;市场吸纳容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包容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与市场角色之间存在错位现象。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市场困惑的原因在于对“资本”的认知有失偏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特质认识不足,以及市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元主体话语博弈的对象。理性看待资本、确立市场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特质、探索多元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模式、甄别不同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情况以及灵活转变政府角色,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传统年画概况及清末民初改良年画的出现

民间艺术中的非物质文化也是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物质形态的文化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只有在一个统一体中,才能构成一种真正的文化。中国丰富的民间美术资源和悠久的传统,存在于民间。其中,传统年画是民间美术里最为精彩的一部分。清末民初,社会发生了大的变革,民间年画发生了自身的改良。对中国传统民间年画以及清末民初改良年画的分析研究,以期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课题能有所助益。     

城市文化资本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选择与忽视的探索——苏州、常熟古琴文化资源的差别优势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琴与苏州、常熟两地均有渊源,然而地方政府在整合本土文化遗产资源,建构城市文化资本时总有所偏重.通过两地的田野比较研究显示,同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地方空间的被选择或忽视与地方自身文化竞争能力相结合:一般而言,历史悠久、独特高雅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具有经济最大化潜能,因而具有优先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传统商业空间及其管理策略

传统商业空间是前市场经济时代既已出现的商业空间,现今仍在地方民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空间社会属性相关理论出发,传统商业空间"嵌入"在地域社会结构之中,反映了历史背景下人们参与商品交易实践活动时社会关系构建的过程与结果,具有超越单纯商业经济空间的综合价值。研究分析传统商业空间的基本历史形态、行为叙事性、社区归属和文化价值,通过运用"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与保护实践,阐述传统商业空间的资源属性,并进一步从文化空间这一新视角提出平衡保护与开发传统商业空间的管理策略。相关研究有利于深化我国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建设,提升传统商业空间在现代语境中的生存力。     

打好社区文化发展中的“民俗牌”

“民俗文化是指广人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群体生活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发展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方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为媒介的口头表达及语言文字方言艺术为纽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传统戏曲语言表达、语言文字习俗等。依据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地域方言与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的关系,应将其单独归为一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等特点,重视其保护与利用,对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现状,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应设立合理可行的评选标准,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对其作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同时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树立传承人的典型形象,与现代科技结合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广开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     

社会转型期乡村精英流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传统文化遗产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剧烈冲击下面临着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巨大危机,在传统乡土社会基本结构瓦解的情境下,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虽然国家、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面临消失的巨大危机,其制度上的原因在于文化精英名录制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乡土社会的文化精英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主要群体长期被忽略,这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隐忧。只有不断恢复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健全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若干配套设施,在内生动力层面培育乡村本土的文化精英,围绕文化精英不断提高乡村向心力,修复其在乡土社会传播文化、引领价值的功能,重塑民间文化精英再生机制,方能真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之路。     

家庭对文化资本的影响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在社会区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化资本”再生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家庭是其主要场所。“文化资本”既是累积性的,也是传承性的,并且和其他类型的资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家庭中各种类型的资本对文化资本的获得和继承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求法律保护的紧迫性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草原文明瑰宝中的奇葩和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西部大开发进程的加快,科尔沁地区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许多民俗文化资源在流失,大批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由于传承人的逝去而濒于消亡。在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文化大区的时代背号下,通过法律对科尔沁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研究进行切实保护,以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尤显必要及任重道远。     

论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的建立与开发——兼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天津大学的参与协助下,年画正在申请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毋庸置疑,年画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建设“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对于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国年画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该数据库正由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建立开发。数据库的基础数据来自于历时10年的“中国木版年画普查保护工程”。包括该工程的全部资料以及不断获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图文资料。通过数字化方式对这些数据进行保存、梳理、归类并展示,在保证这些珍贵资料安全的同时也为研究年画的各国学者提供了全面可靠的信息,弥补了年画数字化保护领域的缺失。     

文化市场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为个案

当代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刺激着文化产业的兴盛,带来了文化市场的繁荣。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中简称“非遗”）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本参与到文化产业的整体开发中,不仅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找到了着力点,而且对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在对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文化产业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实地调研基础上,分析了文化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关系,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遗”保护的路径和策略。     

文化空间再造与少数民族“非遗扶贫”的路径探析——基于鄂西恩施市的田野考察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当代实践,实质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融合的过程,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讨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效机制,必须综合考虑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系统和日常生产生活,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实现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转化,以提高持有人或传承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从而激活其内生传承动力。文化空间再造强调从空间意义上整合文化遗产项目,使其在不改变传承与保护初衷的前提下,尽可能挖掘其资源潜力,使之成为助力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长效机制之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

随着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也由传统的口传心授向多元化发展。尽管随着时代的转变,传承人的主体地位依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关键,但促进传承内容与形式的多元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直是非遗发展的永恒主题。因此,积极营造非遗的文化生态环境,探求非遗文化认同和活态性保护模式,增加传承人身份认同和传承的自为意识无疑是提高非遗存续力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下非遗传承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