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子正名学说发微

在感觉分离的基础上建立"位"的规定性,并据以"离坚白,别同异",是公孙龙哲学的基本观点.与之相应,"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则是根据"位"的规定性,对事物进行"不过"不旷"的指称.即用现有之"名"按"位"的规定性去指称目前的"实".公孙龙的正名学说与其政治主张相表里.其正名的动机,是要求各国"位其所位",放弃兼并,维持多元共存的现有秩序.     

“晋王有仁心”说辨析——兼及宋初“斧声烛影”事件若干疑问之考证

对于与宋初的"斧声烛影"事件密切相关的"晋王有仁心"之"神言",当今研究者大多视作荒诞无稽之语而不予讨论,或将其视作太宗为篡位而进行的舆论准备。但"晋王有仁心"一说实为掩饰"斧声烛影"之真相、以证明太宗继位符合"天命"而产生,且此说出现于真宗朝,与真宗继位前后的诡谲政局密切相关。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为维护本朝天子之"圣明"形象以及皇位传承之"正统"性,又将《杨文公谈苑》中"太祖以其妖,将加诛"诸语删去,使造作于真宗时的"晋王有仁心"之语成为能证明太宗合法继位的一大证据。     

“德”“位”分合——孔孟复礼与华夏德性政制之奠定

华夏古典政制是德性政制,即道德与政制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主要体现在周礼体系中。但到春秋时期,"位""德"分离,"德"失去了自身的根据,于是必须为"德"另寻根据。孔子将周礼之义概括为"敬",以敬区分礼仪与礼义,并在礼上加"仁",以"爱人"为"仁"。孔子既以仁德基于内在心性,于是相对于"位""德"合一来说,孔子的"位""德"仍然是分离的。孟子于礼下加让,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孟子区分了现实世界中实有之位与依据每一人之德行所应有之位,前者孟子称之为"人爵",后者称之为"天爵"。理想的秩序是"人爵"应以"天爵"为依据。由此,孟子重新恢复了"位""德"合一,只是将原来的以"位"定"德"颠倒为以"德"定"位",从而将王朝政典建基于人心。孟子由此推导出新型的"德""位"合一的政治原则——仁政。汉代察举制即是本于孟子之学以"德"定"位"的政治制度,由此奠定了华夏二千年德性政制的基本格局。     

《墨经》的空间观念

《墨经》一书记载了先秦墨家关于哲学、数学、光学、力学甚至文学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观点,其中也蕴藏着墨子及其后学关于空间的独特理念.该书记载,"宇"就"弥异所",又是以"家"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方位的集合体;"长宇"久,"久"却又是"有穷"无穷"的统一体;而且,"长宇"处于无尽的"徙"进"之中,却又有"处"而"无近".也就是说,在讲求思辩的墨家学者看来,空间是无限性与有限性、历时性与共时性、运动性与静止性的统一体.这种思辩性强、超前意识鲜明的空间观,蕴含了中华先民的空间智慧,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周易》"孚信"论及其现代启示意义

"乎"为<周易>经传常用语之一.卦爻辞中," 孚"一般均指"心怀诚信",但于不同的卦时、爻位的背景下," 孚"的特点、产生、施用、效果等又有所不同.<周易>的"孚信"论,蕴涵着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古老的思想智慧.本文针对<周易>中"乎信"的思想观念展开评析,以阐明其独特的蕴涵,并进而探析其现代启示意义.     

中国文论话语的还原——以《文心雕龙》之"文"为中心

<文心雕龙>之"文",在现代汉语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与今天的"文学"或"文章"都并不一致,这正说明我们现代文艺学的"失语"--失去了我们传统的话语.实际上,<文心雕龙>之"文"的内涵原本是清楚明白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关于"文学"、"文章"的基本含义,也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到了20世纪初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literature"被翻译成"文学"并得以广泛运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学"、"文章"概念的应用历史基本中断,"文学"一词也就陷入尴尬之境.按照<文心雕龙>和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章"、"文学"的基本话语,"literature"不能翻译为"文学",而应该翻译为"文章",这也就是<文心雕龙>之"文";而作为"文章之学"(Literary study)的"文学",或可翻译为"Philology".     

李贽与"侠"略论

李贽首先是一位"好汉",他尚侠,主张作侠而不作圣,有强烈的英雄豪杰心理期待和信仰崇拜,顶天立地,无所畏惧,思想胆力无与伦比.把李贽定性为具有侠义肝胆的"好汉思想家"或"思想之侠"更为确切,也更便于还原李贽作为"异端"、"另类"的本真面目--作为思想家与侠士融为一体的产物,侠之骨、侠之气和侠之精神对其思想个性有重要的支配作用.李贽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对侠文学进行集中关注、倾心阅读并系统评论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侠"对其文风及文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层级化与席位爵——试论东周卿大夫士爵之演生

卿大夫士爵在西周并不存在,大约在两周间或东周初才演生出来."层级化"与"席位爵"概念,有助于辨析这个问题."层级化"意谓首先出现的是官职,随后逐渐进化出职官层级.西周职官已经初步层级化了,体现为"卿士—师尹—御事",当时人们依此、而不是依"卿—大夫—士"来称述职官,因为当时尚无"卿—大夫—士"爵列.原生意义的"爵位",是氏族会食时执爵而饮的席位,这个意义上的"爵"可称"席位爵",以区别于作为官员秩次的"品位爵".乡饮酒礼的坐席分三等:士(即子弟)的堂下站位,大夫(即大人、父老)的堂上坐席,"卿"(即族长、乡老)的主人之席.若官员前来观礼,则要按三等命数,分别在士之位、大夫之位及贵宾之位就坐.这三等席位之法及三等席位之名,被朝廷飨燕之礼袭用,其时三个层级的官员分别在三等席位就坐,由此卿、大夫、士称谓发展为官员秩等之称,变成"品位爵".     

从"天工人其代之"看《尚书》"受命"观的实践要义

在《尚书》经义系统内部,"受命"作为与一种"天—人"秩序密切相关的重要观念,贯穿了经文中关于历代圣王政教实践的记述.《皋陶谟》中提出的"天工人其代之"论断,表明了"天—人"秩序落实于人伦—政治实践领域的必由进路."天工"即由"天"降于人间的职事,"天子之位"即"天工"等次秩序中的最高统治分位.王者依照"天子之位"的职权...     

论史浩的两次拜相及其原因——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一

自学官经王府、东宫官以至初相,是史浩早期仕宦的三个阶段。进《轮对札子》与“请定继嗣”当发生于同次轮对,皆可视为史浩受知高宗的原因。此期史浩以孝亲原则调和两宫关系,成效显著,从而得以初次拜相。淳熙八年史浩再相,之后受到了极高宠遇,权势有所增强,这得益于其皇帝老师的身份。出任嗣君的藩邸属官是取得皇帝信任而拜相的终南捷径,史浩的成功暗合这一点。     

“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考

赵成庆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监察官,一生为官历经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惠宗六位皇帝,由正九品累官至御史中丞。"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以及文献记载,其为官刚正,激浊扬清,不仅兼任过通奉大夫、资善大夫,并在至正年间任御史中丞兼兵部尚书等职,其对于元代中后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后代至少十余人在明清两朝于多地担任要职,施政于地方,可谓功勋世家。     

晚清名相王鼎的为官精神

国之重臣,先乎品行。一代名相王鼎,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为人刚直不阿。他审理案件,秉公执法;整饬盐政,惠商利民;提携贤士,捍卫民族利益。因此,他被同僚誉为纯臣,王鼎身上的这些为官精神和品德,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     

南宋名臣吴潜的宰相生涯

吴潜为南宋名臣,关心国事,节用爱民;为人豪迈,不附权要.屡次上奏,表达对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形势、军事策略及用人方法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和措施,因而在理宗后期曾两度为相.但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及君臣、臣相间复杂的关系与争斗,吴潜的一些建议并未实施,或是实施而效果不大.他罢相的原因主要是同僚的排挤、台谏的攻击及自身的性格等.     

吕夷简与北宋中叶的政风

吕夷简是宋仁宗朝执政时间最长、影响颇大的宰相。吕夷简从政后经历了由直言敢为向因循保守的转变过程,并以善弄权术而闻名于史。吕夷简的从政特点其实是宋初以来,特别是宋太宗朝以后保守政治发展下的产物。由于吕夷简的特殊地位,其从政特点遂对北宋中叶的政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方孝孺“志于道”思想探析

方孝孺自幼研读儒学经典,明初政治严峻,其父亲遭遇牢狱之灾,由此激发了方孝孺强烈的“立法”意愿。他藉建文帝给予的为帝师机会积极地为“君臣”关系立法,弘扬“立法”精神。方孝孺认为君主要有度量容得下才华横溢的士大夫,并具体化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以便士人更好地提升自我。朱棣取代建文帝而登基,方孝孺用自己的生命去坚守儒家的仁道精神,去捍卫应有的君臣法度。     

伍子胥散论

伍子胥是吴国的忠臣,他从长远考虑,竭力主张灭越,但他的意见未被夫差采纳,反而被夫差杀害。后来吴国遭到越国的偷袭,夫差这才意识到自己错杀了伍子胥,于是他为伍子胥立庙设祭,即是忏悔,又是安抚。吴人和越人都尊伍子胥为江海涛神,是怕屈死的伍子胥亡灵变成厉鬼作祟。伍子胥在筑吴国都城和伐楚战争方面是有功于吴国的,然而他是楚人,他为了报家仇而不惜引敌国之兵攻入祖国,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还惨无人道地鞭尸,实在不值得后人称道。     

才猷茂勚的赵侃

自明代开始,贵州的历史文化已经散发出璀灿的光彩,在安顺乃至贵州的历史人物画卷中,赵侃是明代前期引人瞩目的一颗耀眼明星。他不仅是安顺人引以为自豪的第一个进士,也是贵州较早任职京师贵为九卿的官员之一,并且又是最早身受皇帝赐祭葬的大臣。赵侃为官勤政爱民、疾恶如仇,敢于直言谏对,是封建时代传统的治世能臣;他关爱家庭,富有同情心、责任感,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士大夫。他对于安顺和贵州学风的转化具有推进作用,在贵州的历史人物中享有重要地位。     

简论徒单镒对金代文化建设的贡献

徒单镒是金代女真士人的杰出代表.他由科举入仕,是金代女真进士科举考试首科第一名,历仕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四朝,最后官至宰相.徒单镒对金朝中后期的政治、文化乃至军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金代文化建设方面,更是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文化人格看古代士人政治困境的形成及其解脱——以张九龄罢相为中心

“为王者师”,即在专制等级秩序的范围内借助王权以弘道,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代优秀士人之基本追求。然而,张九龄罢相事件表明,这种希望以“王者师”的身份弘扬和实践“道”的理想,恰恰是导致士人政治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部分既无法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退出官场的士人而言,应对困境的策略,是以“心隐”的方式保持个人内在人格的相对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