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绅权的扩张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以无锡为例

北洋时期无锡的绅权得以扩张,地方精英们借助自治组织与商会等公法团体掌管了地方管理大权,成为社会权力群体.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管治模式巳由传统的政府为主、绅士为辅,变为绅商为主、政府为辅.绅权的扩张给了地方精英们更大的施政平台,但也给全国政权的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北洋时期始终未能解决政权、绅权与民权的平衡发展问题.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晚清县级以下基层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监控

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文章就此考察县以下行政政权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政权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地方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政权.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政权,到晚清时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地方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相反,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基层政权,成为晚清地方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政权逐渐萎缩.     

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

学术界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本文考察县以下行政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官署。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行政官缺，到晚清时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行政官署，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行政官署萎缩不振。     

清末民初山西民变中的政府举措

清末民初,庚子赔款、教民冲突以及新政的推行导致了民众对统治当局的官、绅日渐不满,不满情绪的长期压抑迅速激化民变。预控不力的地方官员在事件爆发后无力平息民怨,使得民变进一步恶化。民众的暴动行为是对政府权威性的挑战,也是地方社会失序的表现。层出不穷的山西民变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最终山西在武昌首义后迅速响应,建立了新政权。     

辛亥前后湖南地方自治运动探略( 1908 -1914)简

辛亥前后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始于1908年,迄于1914年,可分为省、府厅州县、城镇乡三个级别。它扩大了湘省民众的政治参与,促成了湘省代议政治的出现,但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地方自治风潮,如选举风潮、地方官与自治机构的冲突、由自治职员滥用职权而引发的风潮以及绅董权力之争等。     

辛亥前后湖南地方自治运动探略(1908-1914)

辛亥前后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始于1908年,迄于1914年,可分为省、府厅州县、城镇乡三个级别。它扩大了湘省民众的政治参与,促成了湘省代议政治的出现,但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地方自治风潮,如选举风潮、地方官与自治机构的冲突、由自治职员滥用职权而引发的风潮以及绅董权力之争等。     

清末民初云南“商绅”阶层的变动及其与近代商业的转型

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同样承受着历史蜕变的阵痛,在这块有着众多少数民族的边陲之地上,"商绅"阶层的变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云南社会,"商绅"阶层的嬗变过程同时也是影响着近代地方社会乃至中央政权发展变化的过程。以云南"商绅"阶层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下产生的流动为"经",以此时他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影响为"纬",对这一时期云南社会"商绅"阶层的变动进行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商绅"阶层嬗变对云南近代商业转型产生的影响。     

清代州县治理的区域特色、实施路径与基本策略——基于顺天府宝坻县的考察

在皇权下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州县治理成为清王朝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清代的州县治理在基本制度设计上具有普遍共性，然而在疆域辽阔的传统中国，区域特色鲜明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文背景深刻影响着县域治理的开展。就京畿地区而言，县级政权地处统治中心地带，又居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底端。如果从基层民众的视角来看，县级政权统辖数百村庄，在民众看来它就是乡村社会之顶端。清代“皇权不下县”的行政特色以及简约治理的理念决定了县域治理的多元特性，清王朝将县级政权建设作为实施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借助县级行政机制以及半官方、民间治理资源，形成了官民协同治理的基本策略。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湘军与晚清社会转型研究

湘军肇兴以宗法关系为身份依据,成为解读晚清社会转型的一个初始密码和历史样本。晚清社会结构的军功阶层由社会边缘进入中心、地方绅权扩张、渐进式制度博弈、满汉认同中的满蒙特权与汉族意识成为湘军体系背景下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镜像。由此,传统的宗法“自然共同体”开始被政治利益共同体所取代,成为左右晚清政治变化的重要变量。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清代河南黄河水患中的民间自救

清代河南黄河水患频繁发生,以地方士绅为主导之民间自救通过多种方式蓬勃开展,究其原因,主要与地方士绅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政府的劝谕褒奖及黄河水患时的社会形势相关。其特点表现为地方士绅之桥梁作用、乡里亲族为主之救济范围。民间自救虽仅为政府救灾之补充,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黄河水患来临时灾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成为清代河南地方绅权日增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抗战时期中共对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社会结构的改造

抗战时期,中共在晋察冀边区村选举与村政权建设中,为乡村社会各阶级表达或隐匿其政治诉求与政治利益提供了实践舞台。中共、村干部、民众在乡村民主政治的舞台上,发挥了不同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改造了村政权组织结构,削弱了地主、富农对乡村权力的影响,锻炼和培养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乡村干部队伍,促进了民众行为、思维方式的转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晚清望族与地域公共事务——以合肥地区为例

晚清合肥地区的名门望族积极参与工程建设、赈灾救济、地域治安等各项公共事务活动等,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成为官方在地域社会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依靠力量。而望族本身亦通过对地域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而得以将自己的势力成功地渗透基层社会乃至地方政权,这既体现了晚清望族在地域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扩大,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绅权的扩张。     

近代湖南绅士的政治参与渠道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功能受到了严重削弱，各级官府行使权威锐减，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有限地开放绅士参政的渠道，利用他们的乡土权威，来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绅权政治较其它各省特殊，绅士参政的渠道也较其它各省优越，从而造成了湖南绅权大干官权的反常局面。     

从绅士到知识分子：清末民初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变迁

绅士权威有两个来源,其知识来源是：知识正当化使绅士成为文化权威,知识等级化使绅士成为政治权威,知识公共化使绅士成为道德权威。其社会来源是,由于古代绅士跟州县官在知识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跟乡村平民在社会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并且州县官与乡村平民在知识视野与社会视野上存着着双重空集视域,所以绅士是州县官与平民之间的中介,而这为绅士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古代绅士逐步逐代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绅士权威的知识来源与社会来源都解体了,于是绅士权威也崩塌了。而绅士权威在乡村社会的崩溃,正是启蒙运动失败的根源。     

清代州县衙署内部建置考

州县是清代政权体制中的基层政权,是一切政事的开始.由于在地方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清代政治史的学者对其表现了农厚兴趣,但对衙暑内的书吏分多少房尚存争论.从<南部县档案>及其他原始文献的记载看,州县除了六房之外,还遍设承发房,其余之房因需而设.     

近代湖南绅士的政治参与渠道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功能受到了严重削弱,各级官府行使权威锐减,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有限地开放绅士参政的渠道,利用他们的乡土权威,来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绅权政治较其它各省特殊,绅士参政的渠道也较其它各省优越,从而造成了湖南绅权大于官权的反常局面。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新探

史学界已经对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者大多将目光集中在四大劣绅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上.其实,长沙抢米风潮的官绅斗争中,尽管有一些劣绅、旧绅参与其中,但正绅、新绅无疑是与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绅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明显具有新旧斗争的性质,这对晚清湖南政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