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由中出”与“通经践礼”--论吕大临的道学实践宗旨

作为张载与二程的门人,吕大临的思想既显示出道学理论指向的共性,也有独具一格的个性。由解释《中庸》而得出的“中者道之所由出”,集中地反映了吕大临以工夫贯通本体的理论特点,而“通经践礼”则既表现了他通过义理重释和社会教化以复兴儒学的努力,也呈现出将经学和礼学融入身心修养之“为己之学”的道学实践特点。     

杨时儒学思想探析

杨时儒学思想承二程,认为儒家有着孔孟宗传的道统,儒家圣学是求道、行道的学问。他以"无适而非道"来阐发程颢的道论,突出求道不离"洒扫应对"的生活伦常、行道即是"行止疾徐"的生活日用;在求道的工夫上,他综合程颐"格物"说、程颢"反身"说,而最终以"体验未发"的内向反身的直觉体验作为工夫要诀;他强调知止而至,在知的基础上须作行的工夫,他阐发程颢"诚敬"和"廓然大公"的工夫,强调"执中"的"精一"之功,其主要诉诸"尽其诚心而无伪"、"公天下之好恶而不为一己之好恶"的"直"的工夫。杨时等程门弟子阐扬洛学的努力,至其三传朱熹乃集其大成而为影响近世东亚文化甚大的朱子学。     

道学谱系下的张横渠"气"论研究

本文认为,被看作道学家的横渠,其学说只有在道学的语境下加以解读,才是合理的解读.横渠"气"学的要义不在于建立一种"气"的本体论,而在于与之相关的工夫论.就工夫论而言,横渠最大的贡献是从"气质之性"的角度来讨论"气"的问题,从而将人的气禀问题引进到道学的视野之中.     

论二程思想之异同

本文详细考察了二程(程颢与程颐)兄弟在气象上的差异及对二程思想异同认识的历史演变.从道学思潮的主题和二程共同创建"洛学"的实际历史过程出发,作者提出二程思想大同小异,"大同"同在他们共同致力于建构"理"本体论这个关节点上,"小异"主要异在工夫论上.     

理学家杨时散论

理学家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兄弟,其最为后人所熟知与称道的是"程门立雪"的修行美谈,近代学者认为其间蕴含着禅宗面壁工夫的内涵。二程去世后其学说面临失传的境地,杨时不遗余力地收集和校订二程的遗稿,通过聚众讲学的方式传播二程理学思想。杨时生逢南北宋之交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他的审时度势和积极努力促使二程思想成为理学正宗。杨时在理学道统传续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为程朱理学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尹焞心性思想阐微

尹焞是程颐晚年最为得意之弟子,他对当时学界核心话题心性论进行阐发。他突出心性之别,肯定"生之谓性",重视诚、敬工夫,将二程开创的道学话语进行推阐,使其更加明确。他的思想虽然开创性不足,但却是程颐之学得以发扬、朱子建构哲学体系所不可缺少的。     

韩愈道学批判

韩愈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人们对他的评论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所以对他进行研究讨论还是有必要的。不过,欲论韩愈其人,首先须论韩愈其道。其道乃是其人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评论韩愈所最须深入钻研的课题。即如韩愈为文,也是主张文以载道,在韩文中直接间接谈及道的很多,且有《原道》这篇专论流传于世;同时韩愈还特别提出了道统说,并以继承和发扬道统自命。韩愈实不愧为特异的道学家,他的道学也是突出地别具特色的道学。所以根据韩愈其人的具体情况,我们首须从总的倾向性上剖析其道的内容实质,这是决不能回避或忽视的。     

杨时"诚"论探源与发微

被誉为＂程学正宗＂的杨时,是南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他非常推崇《中庸》一书,特别对其中＂诚＂这一价值核心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在兼综二程＂诚＂说的基础上,杨时积极探寻＂诚＂的内涵,力求通过＂诚之＂的工夫即＂致曲＂将作为本体的天道与作为主体的人道统一起来,同时把＂诚＂论加以推衍,将《中庸》＂诚＂说与《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道联结起来阐释＂合内外之道＂。杨时的思想承洛启闽,对后世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起到较大的影响。     

道学与心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经典诠释——以吕大临思想研究为中心

如何理解北宋“道学”的核心精神,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的内容。吕大临的思想特色在于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力图阐明儒学道德修养的心性工夫路径,从而显出道学的实践意义和话语转换,而这也恰是以往道学研究未能充分注意的内’容。因此,研究吕大临思想,对于深化和反思当代道学研究的得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程颢对吕大临修养工夫论的指导——以《识仁篇》为中心

吕大临先从学于张载,后又东见于二程。在问学于二程时,程颢对其关学"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自明诚"修养工夫论予以批判,并提出了"自诚明"修养工夫论。程颢认为吕大临在关学时期的修养工夫论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存在"防检"与"穷索"之弊。程颢对吕大临关学时期为学工夫的指点主要集中于《识仁篇》,其以"学者须先识仁"对吕大临的修养工夫论进行指导,而吕大临"默识深契,豁如也",并作《克己铭》以见意,表达了他对程颢"识仁"指点后的深刻体会。然而,吕大临并未抛弃其关学的为学工夫,他认为"自明诚"和"自诚明"是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的修养工夫。所以,关学"自明诚"修养工夫论和程颢"自诚明"修养工夫论在吕大临思想中得到了统一。     

南宋科举、道学与古文之学

时至南宋,科举、道学、古文已然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知识话语体系,隐约呈现出一种自成壁垒的态势,却又相互渗透、交织。在此格局中,大量古文选本的出现,明显是受到了科场风气的左右和广泛流行的时文选本的影响。这突出体现在对于“论”体文的重视和采用圈点标抹、附加评语的编辑形式,古文作为专门之学开始成形。迄于宋朝晚期,随着道学运动的渐次展开,道学话语开始在南宋知识体系中占据主流地位,古文话语有明显向道学话语靠拢并与之结合的趋势。而陈耆卿、车若水两代古文家转向道学的例证,则很好地诠释了晚宋道学的巨大冲击力。     

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

与传统儒学反对武力和战争的态度有异，王阳明及其后学中的用兵者愈发强调兵将的重要性。其军事实践的最大特点是从工夫论的角度融摄兵学。孟子所言“不动心”与“养气”等不仅是文士的修身工夫，亦是兵将必备的心理品质。危险的兵事处境成为一个特殊的修身场域，提升了阳明等人的为学进境。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是阳明学“事上磨练”之工夫论旨趣的一个生动呈现，既彰显出儒学工夫论的实地用功的特质，又是对传统兵学的拓展。     

胡宏道学对北宋三家的继承

胡宏道学直接继承了北宋周敦颐、张载与程颢的思想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在本体观方面,他继承周敦颐"乾元立诚"以诚论性的思想,提出性与道与诚的统一.在宇宙观方面,他继承张载性、气统一的观点,而提出性与物的统一.在心性论方面,他继承程颢万物一体、性无内外的思想,提出"以心著性"、"识仁之体"的性体心用论.     

宋明道学对人生三大和谐的综合

三大和谐的关系如何?中国古代哲人对此是如何处理的?本文分析宋明道学对儒道禅三大和谐的综合,提出其特点是将它们分出层次;将物我和谐作为修养的终极目标,将人我和谐作为实践的人手处,将身心和谐作为和谐达成时所生的心理效应,从而使三大和谐紧密结合成一个统一的人生和谐,突出了三大和谐的整体性与有机性。“绿色理论”中的三大和谐即由此发展而来。     

杨时“诚”论及其贡献

"诚"在杨时的理论思想中居于枢纽地位,"天人之道一于诚","诚"是合内外之道。他坚定地主张"诚"在现实生活中效果显著。在政治活动中,法度和治理技术固然不可或缺,但是最根本的仍然是至诚。若无至诚,即便有好的法度和治理技术,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他对"诚"的高度重视,自然地延伸到对"直"的重视上面来,有创新性地提出"直"是"尽其诚心而无伪"的说法,并指出非道德意义的"(率)直"在工夫修养中具有有益的作用。杨时的诚论是依托解释、引证儒家经典展开的,其中他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四书思想和经典互诠方法,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作出了独特贡献。     

韩国儒学的道学思想

道学又称理学,指的是宋明间持续七百年的思想主流,而朱熹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韩国视野中的道学是一种正确认识人伦事实判断的客观真理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性知识,修养人格以期在社会上实现正道的一种实践性学问,它同时具有人道精神、哲学精神与义理精神三个方面.在韩国固有的传统思想里便有道学思想的萌芽,而宋代的道学思想于高丽末期传人韩国.韩国道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郑梦周、赵光祖和赵宪.在道学思想的三个方面中,韩国的道学思想尤其强调义理精神.由于国家规模、民族传统以及社会条件的不同,中国的道学思想是在包括性的、远心的立场中形成了以包容性的人道精神为中心的思想.与此相比,韩国的道学思想则在内在的求心的立场上形成了以批判性的义理精神为主流的思想,这可以说是韩国道学思想的特征.     

二程对儒学易简性的阐释及对陈白沙儒学的影响

二程对儒学易简性的阐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由日常生活所呈露的仁、善的端倪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是一个自然的顺理推演的过程,无需任何的助长;其二,程颐将"闲邪存诚"解释为"闲邪"即"存诚","闲邪存诚"的工夫在"闲邪""主敬","主敬"则自然"存诚","存诚"是一个无须用力的易简过程;其三,程子提出了"道物无对""物各付物"的观点,对人与物的关系进行了易简性阐释。二程对儒学易简性的阐释对陈白沙的心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陈白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勿忘勿助之间"为特征的易简的体证工夫论。在人与物的关系上,陈白沙形成了"情顺万物而无情"的致虚工夫论。     

杨时《论语解》探微

作为"闽学鼻祖"、"倡道东南"的二程弟子杨时,将《论语》视为圣学之正传,初步确立了儒家"道统"和《论语》在其中的核心经典地位。在《论语》诠释中,他非常重视求仁之学、性命之学和中庸之道的揭示和阐发。这些思想成为南宋早期道学的中心话语,不仅促进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也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学术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学脉渊源。     

二程理学的经学奠基及其结构性差异

二程理学都构筑了经学的奠基,具有共同的宗旨,但也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差异。我们考察二程对经典资源的选择与定位,发现二程都是基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五部经典建构其“道统”的谱系,其本体论都奠基在《易传》的基础上,工夫论都奠基在《中庸》的基础上,并且都具有一个顺向地由“天道”自然发用为“人事”以及一个逆向地通过“人事”的后天努力而逆证“天道”的工夫论的回环结构。但是,在这一回环结构中,二程各有侧重,程颢侧重顺向的“诚”的工夫,而程颐侧重逆向的“诚之”（含“敬”与“致知”）的工夫。在他们各自的《大学》改本中,此一结构性差异得到了鲜明的彰显。     

叶适论道学与道统

在宋代新儒学运动中,道学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与思想建构于一体的复杂称谓.文章试图通过对南宋道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代表人物叶适有关论述的梳理,呈现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在儒学思想上与朱熹所确认的道统截然不同的建构.第一是梳理叶适在政治层面上为道学辩护,强调道学是起于民间的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学术活动,其宗旨是本于公心以发公论,道学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仅在于排除来自官学的垄断,而且在于摈斥来自内部的独断性论说.第二是分析叶适在学术层面上对道学的界定,指出道成于学,舍学无以成道,否定在道的问题上对权威的尊崇,主张知识的习得是贯彻儒学成圣宗旨的惟一道路.第三是讨论叶适在思想层面上对儒家之道的诠释与论证,通过"总述讲学大指",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完整地诠释与论证了儒家之道的历史性建构、孔子述道的性质与意义,以及曾子以下直至程朱一系对于儒家之道的误读及其存在的神秘化倾向与唯我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