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之异同

“功夫”/“工夫”一词既有技艺义，又有修身义。在儒家修身学中，“志道”（学道）与“游艺”（学艺）均是君子修身之道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修身功夫/工夫与技艺功夫/工夫在“目标定向”“时间历程”“自身反涉”三个面向上既相通又不同，揭示其异同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修身功夫/工夫的意涵。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学》《庸》工夫论概观

儒学的根本在工夫.《学》《庸》工夫论从主张修身之必要到一切人皆以修身为本的变化,说明工夫既是道德也是政治伦理的内容.诚之既包括主体对善的自觉,也包括明善之后诚身的实践;诚意虽内在地包含着慎独和毋自欺,但它还不仅包括传统儒家理解的意向的真切不妄,而且包括往往被忽略的意识的真实可靠.中庸之道和大学之道虽各有自己的结构和内容,而它们本质上仍是以近道为工夫论的基本特点.三纲领八条目作为无穷尽的工夫过程是“近道”思想的根据.近道思想是儒者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表现.     

湛若水儒学体系构架及其思想影响

本体论和工夫论构成了湛若水儒学的基本框架。湛若水在人与自然"一本"的基础上贯通了心体与道体,以道体的中正、自然特征诠释心体的中正、自然理念,形成了儒学本体论体系。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体认路径,以"勿忘勿助"为体证工夫,形成了儒学工夫论体系。道体作为客观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道体印证心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心无内外,是湛若水儒学区别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重要特征。湛若水及其后学的思想对明朝中后期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道体印证心体、兼顾心体与道体的儒学架构,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心体阐释的偏颇;"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儒学易简性的过度诠释。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及其若干问题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即存有即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此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的新儒家的特质。     

为政与良知——阳明学者邹守益的为政理念及其对江西地方官员的影响

邹守益是阳明后学中与地方官员交往人数最多、并对其影响最大的学者。他与江西地方官员的讲学、交游、通信、撰文等种种交往，都是实践并传播良知学政治理念的方式。他把为政之道区分为三个心性层面：以私欲为政，以资禀为政，以学为政。后者即政学一体、万物一体。这些理念对官员的学术倾向、文教举措、个人品行及心性工夫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明代儒学弘扬路线由“上行”转为“下化”的情况下，阳明学者将“得君行道”转为“得官行道”的努力，是儒学在地方社会施展“上行”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儒者实践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     

王船山对《孟子》“知言养气”章的诠释与其对孟子为学工夫的阐发

《孟子》的“知言养气”章,对于我们理解与把握孟子的为学工夫至关重要。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从历史背景、全篇文本脉络、各段论说的义理层次与思想意涵、以及个别词语的训解等方面,对此章做出了诸多独特的诠释。此外,船山基于对理学朱子与阳明为学主张的反省,通过重释孟子“知言”与“养气”工夫的次第与内涵,对于重构儒学的工夫体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焦竑对晚明王学的修正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明泰州学派后劲焦竑面对晚明王学空谈性命、玄虚而荡的现状，从王学内部理论出发对阳明后学作出修正。焦竑承接阳明及其后学基本观念，用“孝弟”诠释良知，严格把控性情关系，以应对晚明情欲恣肆之弊；倡顿、渐并重的修养工夫，以扭转阳明后学工夫疏旷之现状；提揭博学与经世，以救治晚明空疏学风。焦竑对晚明王学从本体、工夫至于学风作出的修正，反映出晚明理学演变的复杂形态，亦可看到晚明儒学思想之新动向。     

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创新发展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中国儒学两种主要的人性论，且传统中以性善论为主流，除此之外还有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的性三品等诸说莫衷一是。随着阳明学之弊的出现，以及阳明后学在惩忿窒欲中遇到欲恶难以根除的困难，加上传入的西方宗教性恶论的刺激，儒者对性恶论的重视随之渐显，儒学性善论亦面临挑战。在此影响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开创性地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突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包含的柔性，建构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相对的、动态的人性论，并由此统合中国儒学的主流人性论。此外，方以智还以“无善恶”与“有善恶”的交轮，来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善恶”的龙溪学流弊。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龙溪学的“无善恶”亦受到善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总之，方以智的人性论既能有效应对儒学内部出现的恶欲难除与无善之弊，在重视恶的现实性时，亦能形成整体导向性善的合力，维护儒学主流的性善论。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张家成李班传统儒家学说以“明德”为本。儒家所谓的“为学”就是要学作“大人”、“圣人”，儒学的主要经典几乎都是围绕如何学作“圣人”立论的。因而，“为学”的本质内容即是道德修养论。宋明时期，儒学以理学的形式得到了复兴。随着儒...     

"浙学"与"阳明学"论纲

浙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古越文化甚至是浙江地域的史前文化。但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学术形态,浙学应以王充为源,而成型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发展于明清,转型于近现代。浙学的内涵,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别。浙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十个字,典型地体现在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五个命题中,浙学精神对当代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仍具指导意义。阳明学是明清浙学的主体。阳明心学是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根本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良知心学,其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力行实践、多元包容的精神对当代修身立德、齐家立业、治国理政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以李二曲与杨甲仁为例

李二曲与杨甲仁分别是清初关学和蜀学的重要代表学者。二人相识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刘丽虚是他们讨论话题最多的一位学者，特别是刘氏的工夫修养和所至境界。对于程朱、陆王之学，双方都反对门户之见，注重将阳明的心性本体与程朱的主敬穷理、存养省察工夫统而论之；强调本体与工夫相即不离，以及本体在逻辑上对工夫的优先性。而对于《四书反身录》,李二曲重在阐述杞宋“文献不足征”及其产生的后果，而杨甲仁则强调孔子“征”的能力。二人的交游与论学是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思想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跨地域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NBIC时代的修身问题

陈立胜教授在其新书《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中，有鉴于纳米技术、生物技术、资讯技术和认知科学（Nano-Bio-Info-Cogno，简称NBIC）四位一体的“人类增强技术”的迅猛发展，忧虑修身是否会进入终结的时代。“人类增强技术”之所以被视为修身之学的威胁，是因为陈立胜把修身主要理解为一种自主性活动，又认为“人类增强技术”会取消人的自主性。其实，修身与技术并不冲突，自主不等于“空无依傍”。NBIC时代，修身不会终结，终结或过时不用的只是传统修身所用的某些法门。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王阳明《象祠记》的文化解读

龙场悟道,王阳明将生死置之度外,把全副精神用于宣讲“良知”之学,此种弘道经历,对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象祠记》是阳明居黔弘扬良知之学的一个鲜活的缩影。这篇珍贵文献的重要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象祠”的缘起、圣人传统与象祠文化精神、象祠文化与阳明一D学诸多思想文化内涵。     

韩愈古文理论与儒家修养思想

韩愈的古文思想包含鲜明的修养论内涵,对于古文的学习和写作,在韩愈看来,具有修身成德的重要意义。韩愈对古文修养内涵的阐发,融合继承了荀子、孟子的修养思想,在中唐士人普遍立足佛教、道教思考修养问题的时代风气中,体现出独特的思想创造。宋儒批评韩愈欠缺儒学的修养工夫,但其对于格物致知的修养工夫的思考,又可以看到来自韩愈的影响。朱熹在工夫论思考中对待韩愈、柳宗元的不同态度,呈现出韩愈古文思想与宋儒工夫论思考的复杂联系。     

中国古代兵儒的对立与交融

兵学和儒学同产生于先秦时代。兵学伴随频繁战事应运而生,儒学在诸子百家纷争中取得独尊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兵儒从矛盾对峙,逐渐走向相互融合,儒家的“义战”、民本等思想深入渗透至兵学之中,兵儒交融对兵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伯元的心性论与修身崇礼说

本文从唐伯元的治学经历入手,探讨他的学术、思想的渊源与主要内涵:唐伯元心性论的基本结构,他对性与身、心与物、理与欲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将修身看作一个包容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渐次扩展的过程,以此为孔门学问之要旨;因此,他批评阳明学派“以心为学”的倾向,并着力推崇“礼”学,以礼为儒者内外双修、成己成物的必须遵循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