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阳明学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良知之学,又称阳明心学或阳明良知学,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有助于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义利观与政绩观;第二,有助于反腐倡廉,诚信施政;第三,提倡"知行合一",有利于促进"人文化成"。习近平主席对王阳明学说特别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非常重视,他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与师生座谈时高度评价了王阳明与阳明学,要求要深入挖掘、整理、弘扬和践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使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并鼓励青年学子要认真学习王阳明的思想和智慧,立志成才,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追求永恒!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作为现象学的阳明学如何可能

以现象学改造阳明心学,须坚持胡塞尔现象学回到“原初给予的直观”这一根本原则。此一原则在中国哲学中具体落实为以“本体”概念为核心的“原生现象”。一切在原生现象基础上流变而来次生现象,亦必须“还原”到原生现象这种“原初给予的直观”中予以重新理解。依此理解路径,阳明心学中“良知”的真实内涵也就须统摄于“本体”之中,而耿宁所并列划分的良知三义说亦需要进行重新理解与厘定。将良知第一义的“向善”禀赋与第二义的善恶分别意识还原收摄到“良知本体”中来,将经验意义上的良知现象学提升为先验意义上的良知现象学,不失为阳明学现象学化进程中的一条可能通道。     

关于"浙学"的学派思想个性及地域特色

浙江多样和多元的文化、悠久的人文历史,以及丰富的人文个性,造成"浙学"地方学派的兴盛和学术思想内在的差异,在具有一些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人文趣向的同时,又充分凸显自我的创造和追求.因此,一方面,"浙学"学派无不具有鲜明的思想个性,形成与中原理学差异明显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浙学"自身也呈现出浓重的地域文化特征,每个学派都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地方思想倾向.千百年来,"浙学"在浙江这块土地上,受着浙江人文土壤的培育和熏陶,经过不断的求索、传承和创新,不仅集中展现了浙江的人文精神,并持续影响着浙江人的思想观念、社会价值、行为准则和生活样式;而且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奇葩,不但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弘扬、丰富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对于历史和当代全球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朱熹与"浙学"

近代以来,南宋“浙学”即被视为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流风所至,连海外学者也深受影响,误以为朱熹发明“浙学”之初,即是针对二者而言。还原朱子使用“浙学”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其所谓“浙学”往往意味着吕祖谦之婺学。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左派王学与儒学的近代转型

左派王学是阳明后学的殿军,这一将王阳明心学思想推向极致的思想流派,以良知现成无待、当下即是为立论的原点,并沿着心学自我成圣论的思想理路,将率性造命的狂者精神发展为带近代色彩的救世意识.这种精神开启了儒学史上一个全新的局面,并构成了儒学现代性转型的某种信号.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从“浙东学派”看心学思潮的社会意义

心学渊源于孔孟,但直到宋明时期才为浙东学派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社会思潮,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这一有趣的现象,是很值得作一番探索的。本文从四个方面阐明了心学思潮的社会意义,肯定注重主体精神作用的“吾心说”和“良知说”,在客观上起到了破除传统观念的精神解放的作用,并对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但心学思潮也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必须对它作全面的科学的剖析。     

回顾与前瞻:阳明学研究的百年经验总结

总结阳明学研究的百年经验,不难看到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不仅造成大量的误读误解现象,而且有可能伤害中国文化天道与人道相通相贯的淋漓尽致的元气,有必要采取以心学解释心学的诠释学进路,还原其一派活泼天机的固有状态。东亚阳明学的发展及相应的文化圈的形成,决定了研究者具备的跨地域、跨国界的广阔视野,让东西方文化在互学互鉴的整体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极参与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阳明学说的精义或特色是多方面的,我们有必要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开新和转化,建立起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心学"。     

人文绍兴:一个地域性与时代性的课题

浙江向来以越自称,以为越才是浙江的灵魂,而包括杭州在内的"浙西"倒成了文化的边缘区域.在吴文化的强势渗透下,"浙学"表现出了"东"强"西"弱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越学"甚至可以来代指"浙学".绍兴人的文化性格主要来源于阳明心学与浙东经史学,杭州人的文化性格主要来源于浙西词学和程朱理学.因此,绍兴可以说是志士豪杰实行实用的豪迈之乡,其所代表的可以说一种心性文化,杭州则是文人墨客行吟颂赞的温柔之乡,其所代表的可以说是一种诗性文化.以绍兴为中心的"王学"传播区域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并且还从南北两个方向分别向周边国家辐射,最终形成了日本阳明学派和韩国阳明学派,使"王学"最终成为近世东亚地区的亚主流思潮.中国儒学历来给人以温文尔雅、谦谦君子之印象,王阳明的出现,曾给东亚诸国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在于其打破思想禁锢的精神力量,更在于其"儒者之功,仁人之勇"的政治气魄.这种儒者形象的出现,对儒学东亚不啻于一场地震!构筑人文绍兴,这样的精神遗产当倍加珍视.     

阳明心学“三路向”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启示

王阳明心学在道德培养上有三种路向:第一种从“负的方法”(格心)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格心-去恶-致知”(由反至正);第二种从“正的方法”(良知)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传习-为善”(由正至正);第三种从“合的方法”(知行合一)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念发-意行”(由知至行).在这三层结构中,“格心”是起始,“良知”是目标,“致良知”是途径.阳明心学的“行”是内心世界的“意行”,不是道德实践的“践行”.大学生道德培养的着力点是防止“知”而“不行”.内外统一、实践考察、德福统一是防止“知”“行”脱节的枢机.     

论王阳明致良知学与萨特现象学还原的相似点

从现象学还原的层面比较了王阳明心学与萨特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了阳明“真己”与萨特“自为”的相似点,阳明“人心遮蔽”与萨特“意识物化”的相似点,以及阳明“致良知”与萨特“现象学还原”的相似点,认为阳明心学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现象学之间可以相互诠释,从而使王阳明心学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在精神上找到对话之点。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格物与礼法：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

自王阳明去世之后的中晚明至清代初期，阳明学派内部催生出两个密切相关的新发展方向：气学和经史之学（礼法之学）。新方向提出了两个具有同构性的问题：心（良知）与气、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则是心与物的关系问题。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的思想是对于上述两个发展方向的集大成，代表了阳明学派内部围绕其核心问题进行思想自我更新的重要理论成果，可称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因此，考察作为良知学新开展的气学与礼法之学（经史之学），追问其得以可能的哲学前提，是探讨清初阳明学哲学贡献的重要视角。     

论阳明精神

文章从阳明“心”即“理” ,“知行合一” ,“良知” ,“致良知”论思想体系的一个侧面讨论了阳明高扬自我 ,著实体履 ,铁肩道义 ,人 (仁心 )与自然共为一体的伟大精神     

孟子“守约”及其在宋明理学诠释中的分歧与流变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地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阳明心学盛行与影响,《四书》学呈现四方面的新发展一、朱注在晚明《四书》学中的权威性明显削减;学者诠释《四书》更具自信,并勇于对朱注提出质疑与批评;二、阳明的学说论述成为许多晚明《四书》学者讲论的依据与推崇、引述的哲理典范;三、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心学”观点的《四书》诠释;四、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观点的《四书》诠释。晚明“心学”《四书》学中对《四书》合理诠释的思辩与探求、对道德自觉与生命实践的注重以及尝试对不同义理系统(儒、道、佛三教)进行融通的精神,这些精神态度与思想内涵,对今日的学者而言,仍然颇具参考与启发的价值。     

王阳明“大人”思想及四个陷阱

王阳明一生追求“大人”之学,“大人”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人,“大人”之学也是良知之学。“大人”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道德论上都有其高明之处。有“大人”就有小人,孔孟的大小之辨是在道术分离的前提下提出的,相对宽容一些;阳明的大小之辨是在道一统前提下展开的,比较严格。阳明的大小之辨在严格的同时还有自我颠覆的倾向,这就使其保持着开放性。最后将揭示“大人”之学隐含的四个陷阱:没有良好制度保证的良知“大人”,将是空中楼阁;良知心学不是现代自由主义,不能带来现代的自由平等;对良知“大人”的不当追求可能导致道德绑架;大小之对立会人为地制造分裂和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