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几个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比较研讨会上的讲演。主要说明: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是司法体制的改革,以期建立和健全一套合理的司法制度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目标;在司法体制的全方位改革中,要着重解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问题,建立司法官责任制问题,强化权力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问题等;中国司法改革只能是渐进性的,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司法权和司法机构是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和司法体系,提升国家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水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民法院通过实施四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升了国家司法能力。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新挑战、新课题,指明了新的方向。     

司法体制改革彰显中国法律制度的生机与活力

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关键看这种司法制度是否符合国情、能否解决本国实际问题,我国司法制度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近五年的司法改革体现出以下显著特点: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坚强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理论的正确指引;坚持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设计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导向、路径依赖与目标指引相统一;坚持司法体制改革、司法队伍建设与司法环境改善统筹推进.我们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信,我们有理由相信,到2020年,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将圆满完成,司法改革的各项目标将基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将焕发出更多活力.     

修法: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深入的部署和安排,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司法"性、"体制"性和"改革"性,它的推进手段必须"基于"这些特性,才能有的放矢,取得成效。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修法不可缺位。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手段的修法,其品质的提升需要明确修法主体,找准修法对象,强化修法论证,加快修法速度,善用修法技术,协调修法步伐。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两个支点

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中,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指引与法治保障,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我国从1997年即提出司法改革,十几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不可谓没有,司法体制改革的措施不可谓不多,司法体制改革的追求不可谓不强.在一系列的司法改革活动中,既有自下而上的探索实践或者由有关部门、系统自我设计的尝试,又有中央有组织渐次展开的顶层设计.但是,无论哪种形式的司法体制改革,收效皆不显著,甚至招致“狼来了”的社会评价.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没有找准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没有找到“撬动”司法体制改革“顽石”的支点,同时,司法体制改革当权者的决心不够、立场不坚,有的司法体制改革决策者本身就是既有体制的获益者.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司法改革十几年来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去司法行政化和去司法地方化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两个核心支点,当权者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与果敢,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层层推进,方能突破长期以来司法体制改革之瓶颈.     

当前我国司法行为行政化的理性思考

司法行为行政化违反了司法的构成和运行规律,造成了司法与行政功能上的紊乱.本文从历史文化、近现代的社会基础与当代司法体制分析司法行为行政化在我国形成的原因,并对克服司法行为行政化的解决路径: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司法改革进行具体阐述.     

加强司法主体的道德建设与制度规约：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是深化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主体司法行为的理性化又是公正司法的基本前提。道德建设是实现司法主体司法行为理性化的内在要求;制度规约是实现司法主体司法行为理性化的外在条件。由此决定了我国在培养司法主体司法行为理性化的过程中,必须把加强道德建设与强化制度规约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作为其重要保障。     

宪政司法与司法宪政

在推行宪政主义的法治国家政制构架之中,宪政与司法的联系可概括为两种对待问题的方法和理念:“宪政司法”与“司法宪政”。“宪政司法”关注司法的宪政品性,着眼于司法运作和司法改革的宪政主义视角;“司法宪政”则极力倡导和探索宪政的司法进路,强调司法的宪政功能以及司法改革对宪政建设的意义。中国宪政建设与司法改革积极推进,当前应致力于塑造宪政型司法,建构司法审查制度,在宪政程序中导入司法理性,正确处理司法改革与宪政改革的关系。     

试论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

党的十五大郑重地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依法治国的世纪宣言：”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出的更新、更高要求。为此，我们应加快司法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司法结构，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坚强的法律保障。     

论检察机关组织结构改革——以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与内设机构为视角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开展和司法改革的纵深推进,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的检察机关也需着力展开新一轮的改革与自身完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体系、组织机构和组织结构。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结构来看,改革涉及到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与检察长的选任、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与革新两个问题。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负责人选任制度改革,理顺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统一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称谓、设置,完善派出检察机关,是保障检察权有效运行的组织载体和实体基础。结合我国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并考察检察实践,上述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继续着力加以改进,从而使检察改革更具实效并助推司法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中国医疗改革：道德与正义的考量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是在中国农村和城市全面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深层动因是允许个人功利的追求。这一背景也深刻影响到了医疗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趋向就是医院的市场化。市场化使得医院几乎成为单纯商业化运作的事业，因而市场正义成为医疗公正的取向。这是医疗改革失败的深层精神原因。走出这一困境就必须加大政府投入，使得医院从市场正义回归社会公平的正义；并在克服商业化倾向的同时，还需要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重建。     

英、德民事司法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英国、德国所进行的民事司法改革对各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英、德两国围绕司法改革的合宪性、整体性以及公正与效率的平衡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及选择 ,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司法改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司法改革不仅要求实质合法 ,而且要求程序合法 ;不论采用何种改革方式 ,都必须从宏观的层面、从整体的角度来设计、把握司法制度的改革 ;提高诉讼效率不能仅仅局限在修改诉讼程序的层面 ,而应扩及到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现代司法目标与中国法院审判组织改革

中国司法在法院审判组织方面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以确立现代司法为目的和根本要求,将法院内部与现代司法原则相悖的审判组织关系结构变革为以保障审判组织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为目标的审判组织关系结构。应该按照审判独立的要求建构合议庭内部与外部的合理关系结构,以真正有效发挥合议庭的审判功能;应该在法院审判组织改革的整体性框架下,选择更宽阔的视野讨论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以符合现代司法的建构与运作要求实现审判委员会自身的制度变革。     

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司法公正保障机制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针对相对滞后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与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日益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这一矛盾，必须建立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司法公正保障机制的建立根本在于司法改革，这种改革要求必须建立政治、体制、监督和主体的保障机制，以使司法权的运行符合现代社会民主法治的需要。     

当代中国阶层分化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层分化日趋明显。公正是社会基本结构的首要美德,它是一个具有历史生成性和传统继承性特征的概念。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公正实质源于当代中国的存在状态、历史境遇,是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辩证统一,是当代民主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生态平衡"。当前,确立与当代中国存在状态相一致的社会公正原则,以程序公正为基础,以实质公正相平衡,培养社会公民的正义感,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之路是当代中国克服不公正现象、重塑社会公正秩序、形成合理社会阶层结构的根本之路。     

环境法的现代职能探析

环境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虽然它是为了应对环境问题而产生,但其职能已超越纯粹的环境保护,在全面实现环境正义、扭转传统法律制度中的“反自然”倾向、建立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与自然相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环境法的完善应该体现环境法的现代职能。     

科技正义与法之正义关系的辨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科技发展模式由行政计划模式向市场法治模式过渡,市场经济使科技主体与立法主体的正义观发生巨大变化,进而导致科技法的正义内涵也在发生着演化.科技产生的社会问题激化了伦理道德与实在法之间的矛盾,立法者亟须发掘当代科技的正义内涵,并适时创制或修订科技法,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应从正义内涵入手,拓展科技的正义价值观,为整合科技法的价值目标提供理论基础,并且探析科技引发现行法弊端的解决途径.     

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和平衡 --我国合同法中契约自由原则的勃勃生机

通过对"契约自由"的历史发展的介绍,以及对"契约自由"的内涵界定和对"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关系的理论分析,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明确了"中国合同法的发展与西方市场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强烈的反差",提出了"契约自由是我国合同法的核心与灵魂,社会公正不能否定或取代契约自由"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合同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几条合理化建议.     

多维运思中的公平正义

当前,惟有构建恰如其分的特色正义,从理论上为"让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提供坚强的支持,才能保障"我国改革根本目的"的顺利实施。针对现今世界纷繁复杂的正义理论,如要合理有效地运思公平正义,就必须做到博采众长,审慎地处置好理想与现实、共时与时代、德性与制度、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在弘扬正义的理想价值中提升实际正义,在遵循正义的普遍共时性中彰显时代特质,在汲取传统德性正义时强化制度刚性特质,在继承整体关怀的框架内凸显个体合法权益,为我国正义理论建设提供一种参考性的认知。     

诉权理论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在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效之时也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惑,使改革难以进一步深入.究其缘由,除一些备受关注且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的因素外,笔者认为,还与刑事诉讼领域没有导入诉权理论,以致诸多基本问题不能从根源上寻求答案有着直接的关系.鉴于此,笔者拟从诉权这一视角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分析检讨,并尝试从中寻求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