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清乾嘉后期扬州三儒学术发微

本文评析焦循、阮元、凌廷堪的经学思想 ,并说明清代乾嘉经学乃是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创建的经世之学。先是以惠栋为主要代表的吴派 ;继之而起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 ;又继之的是以焦循、阮元、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吴派以复汉人训诂为宗旨 ,形成了汉学。皖派主张由训诂以明孔孟之道。扬州学派提倡面向人事 ,面向实践。三者相继 ,构成了乾嘉学派的正统。其特征是崇尚朴学 ,即实学。前人统称乾嘉经学为汉学 ,或目之为考据学 ,都非笃论。     

论陈衍的经学与诗学

任事张之洞幕府的经历,对陈衍从倾慕乾嘉考据的经学家逐步转向总持诗坛的广大教主,具有重要的意义.陈衍在未交接张之洞之前,在经学上著作颇多,大体上以乾嘉考据学为依归.入张之洞幕后则慢慢淡出经学研究,经学义理颇有西学色彩,著述精力集中在文学之上.陈衍期望通过“雅人”来沟通经学与诗学,达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但陈衍思想的复杂性,造成其诗学有自觉地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主动求“新变”的意识,却又难以完全突破传统藩篱的困境,是近代诗学的一种妥协性、过渡性、渐变性的转型.     

扬州书院与扬州学派

“扬州学派”产生于清代乾嘉之际,属于乾嘉考据学派的一个分支,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一代学风关系极为密切。因为清代的朴学在清代学术史上是有其独特地位的,“所谓古典学派的朴学,可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前后辉映,各为一个时代学术思潮的代表。”这样的学术空气,给扬州学派的滋润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它之所以能在扬州这一江淮繁富的东南大都异军突起,繁荣兴盛,除了当时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优裕条件以及学术空气影响以外,我们认为扬州     

“秦近君”不是乾嘉学派学者

<正>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史学版(第193期)上刊登了刘汉屏同志的文章《略谈章学诚对考据学派的评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乾嘉时期考据学派盛行,造成一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如当时有个学者秦近君解释‘尧典’二字,就引经据典讲了三万言(见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8《答惠定宇书》)。这种为读书而读书,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同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学以致用的精神比起来是一种倒退。”我核查了《小仓山房文集》,袁枚在《答惠定宇书》中并没有说秦近君是清代乾嘉时期学者。袁文中只有这样的话:“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作为汉学之弊的例子举的。汉学非清代乾嘉时期所独有,怎能据此就说秦近君是乾嘉时期学者呢?     

试论明中期学者丰坊诗经学考据特征

明中叶学者、书法家丰坊《诗经》学著作多被斥为“伪书”,评价也因人废书。丰坊《诗经》学著作是特殊时期的特定产物,他与同时期的杨慎与季本《诗经》学都具有明显的考据特征,明晚期的梅鷟、陈第、焦循等继承明中期考据学特征,直接开启清代《诗经》考据学,影响清代《诗经》学乃至经学发展。     

从经学复兴到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

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两种风格迥异的注释传统。这种学术史氛围,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从清初的经学复兴到乾嘉时期考据学派主盟学坛,清前期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的经学复兴期、从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初年的经学沉潜发展期、从乾隆初年到四库馆设立时的考据学派正式主盟学坛期。乾嘉考据学派形成的原因历来有"文字狱高压说"、"康乾盛世说"、"内在理路说"等三种有代表性的学说,但三说各失偏颇。从社会环境和学术自身的演进规律综而论之,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大因素:自明朝后期出现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演进趋势使经学在理学的外壳下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学风致力于从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圣人的济世良方,但演变到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经世的内涵,对经典的研究本身成为目的;朝廷大力表彰的"理学"在心性思辨领域已经缺少可拓展的空间,因而理学在"尊德性"之外的另一面,即"道问学"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就凸显出来。     

乾嘉考据史学与中国考据史学

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是我国史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考据学风盛行,许多学科都以考据为治学的主要手段。在历史研究中,考据史学垄断了史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考据史学趋于成熟。乾嘉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考据史学成熟并垄断史坛的局面呢?这决非偶然,有其产生的内在必然性。长期以来,对于乾嘉考据史学产生并得以盛行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     

武亿著作考述

武亿是乾嘉间著名的金石考据学家、经学家和文学家。一生著述宏富 ,著作涉及经学、史学、金石考据、方志、诗文等不同文化层面 ,具有丰富文化内涵。本文以经史子集为序 ,略考其著述 ,评其价值 ,述其版流 ,得经学著作 4种 ,金石考据著作 9种 ,方志著作 3种 ,文学著作 2种 ,校补著作一部 5种。     

论章学诚以“文”济史的治学之道

乾嘉时期 ,章学诚以“文”济史 ,提倡性情与功力合而为一的个性学术 ,倡导学术创新“成一家言” ,使其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与当时的考据派有了显著的不同 ;但另一方面 ,其史学家的思维特性渗透到文学观念中来 ,使得他的思想呈现出复杂的落后性。     

《正纬》与谶纬--《文心雕龙·正纬》篇辨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正纬》篇是针对谶纬而作的。刘勰以“宗经”思想为指导,按经验纬,指出了谶纬的虚伪诡异、乖道谬典。然而,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还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其对谶纬的批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刘勰是以“宗经”而“正纬”,但是刘勰“正纬”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文”上。因此,《正纬》篇在指出谶纬的“无益经典”的同时,又从“事丰”和“辞富”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谶纬的“有助文章”,提出了“酌乎纬”,这正是《正纬》篇作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一的意义所在。     

曾国藩与经学

曾国藩生平治学领域宽广。本文主要论述曾氏看重经学、最重礼学以及发明《四书》义理等三个方面的思想与贡献 ,曾氏称得上“经学家”。     

从眭弘之死看儒学与政治的关系

该文通过眭弘之死引申出了关于经学和纬学的讨论。经学实为刘汉政权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产生,而纬学则以历史的遗绪为其补充。经学确立了中国皇权的意识形态系统,其与皇权之间既紧密又疏离,构成了相当复杂的思想面相。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10-14世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经学

宋元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以后,即开始自觉地学习和吸纳汉文化,实行崇儒尊经的文教政策,并开始了对经学的研习和传播。由于北方与南方的文化环境不同,因而经学研究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北方长达４００年处于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杂染胡风,重实际,轻玄想,故其经学研究以六经为主,注重经史结合,从中寻求治国的道理;虽然倡扬程朱理学,但仍不废汉唐注疏,具有经世致用、平实质朴的特点。     

明代文学的＂复古＂和经学的＂离道＂

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从明初一直持续到明中后期,几乎贯穿整个有明一代,以初期吴越、闽中文人和中后期的前后七子为主要代表。与此相对的是明代的经学,＂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文学和经学迥然不同的学术研究走向,与＂台阁体＂影响、陆王心学压倒程朱理学及前代经学研究积弊有关。少数读书人既作为文学家,又作为治经学者,在文学和经学方面分别作出“复古”和“创新”（即“离道”）的创作和研究抉择,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其所处的不同环境造成。     

宋代经学变古的几个问题

所谓宋代“经学变古”,即宋学变汉学之“古”。经学变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学观念的转变、经学解释方法的革命、经学怀疑思潮的兴起。通过经学变古,宋儒建立起一套与汉唐传注之学不同的新的经学范式———宋学。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蒙文通对六经皆史说的批评及其经史观的时代意义

蒙文通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又认为经、史有一定的联系。其经史观认为经学乃中国思想文化的无上法典,其影响远非史学等所及,不应以西方学科之分类来衡量经学,这在当时儒家经学扫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