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考察和厘定“趣味”这一现代美学范畴在中国的形成时,我们发现,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标志着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的创立,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趣味”范畴的现代转换,体现了中国美学现代性的特殊张力结构。“趣味”范畴典型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换过程中需要对支撑这一范畴的深层结构和基础转换的问题。在梁启超和朱光潜之后,摆脱了长久意识形态羁绊的中国现代美学,理应以“趣味”为关键之一的范畴构筑自身的美学理论,接续中国美学现代性的道路。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从“自由的形式”到“境界”——试论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的建构

陈望衡的美学研究一直关注审美本体。他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指导，接受社会实践本体论的影响，将“精神自由”看作审美的本体。第二阶段，则吸收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以“境界”为审美本体。境界内含自由，但突出了超越性、感性，更具审美特色。在当今中国美学研究中，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践论美学的自我反思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美学研究,真正具有学术史意义的美学现象是关于中国实践论美学的论争与反思。论争集中体现于“后实践美学”的超越性批判和实践论美学的改造性维护。其实,“后实践美学”和实践论美学的维护者之间的论争都可以视为对实践论美学的反思。而真正具有理论构建意义和学术品格的反思,还是要数实践论美学家们的自我完善性反思。实践论美学的代表人物李泽厚、刘纲纪和蒋孔阳,都对各自的实践论美学思想进行了自我完善性的反思,从而也充分地证明了实践论美学自身是一个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创造着的开放体系。实践论美学尽管尚存在着一些学术局限和内在矛盾,但却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作出了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同时,它也是中国当代最有发展前景的美学学派。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持续着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从“有无之争”、“名称之争”到今天的“方法之争”，即用什么和怎样来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其中，回视传统、挖掘经典成为这种探寻的一个重要方向，也即向中国古代思想寻找资源成为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新趋势。目前，关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可分为四种类型：理论创新性研究、挖掘阐释性研究、中西比较研究、问题应用性研究。以国际关系视角重新解读古代经典和传统思想会存在语言、方法论、选取偏好等许多问题和困难，但回归历史、重视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转向体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自省和成长，即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成果和确立自身文化传统根基的平衡中寻求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性。这不仅反映了Glocalization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效应，也是对中国思想界悬置一百多年的东西（中外）和新旧（古今）两大难题再一次的尝试性回答。     

论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在这一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换.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传统帝国面临内忧外患的20世纪初,它替代了传统帝国中皇权主义所发挥的功能机制,在帝国的现代性转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作用主要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一个是合法性资源的转换层面,另一个是现代国家机能的建构层面.前者涉及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后,如何引导人们在观念意识的层面上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种现代意识的开启尤其突显在历史观与时间意识的转换之中;而后者则主要是在社会政治行动的层面上实现国家建制方面的现代性转换,现代国家的机能建构围绕“统一民族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这两个方面展开,涉及“民族”形成和国家权力扩展等问题.     

儒家美学思想研究在21世纪的新进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儒家美学思想研究突出了两种研究趋向,一是经典范畴和命题的清理与转换,比如,“兴”、“乐”以及美与善的关系等。研究者不但对其基本内涵作出解释,还多从新的角度、新的理论出发阐释其现代内涵,在传统范畴和命题与现代美学之间实现理论的对话与衔接,使其在内涵上完成现代转换;二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比如,儒家美育思想研究、儒家生态智慧研究等。这种研究趋向多表现为从现代美学问题的角度充分挖掘传统儒家美学思想资源,试图把传统儒家美学资源直接整合于现代美学思想的建构之中,从而实现传统儒家美学思想的现代转换。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李泽厚实践论美学的发展历程

李泽厚美学是20世纪后期处于中国美学主流地位的“实践论美学”的杰出代表。考察李泽厚实践论美学的发展历程,对把握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进程和构建21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纵观李泽厚实践论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细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在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李泽厚实践论美学初步创建;80年代,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论争,李泽厚实践论美学不断深化;90年代,在“后实践美学”的批判中,李泽厚实践论美学步入反思期。     

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跨越(上)——卢卡奇与李泽厚美学比较

中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都经历了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跨越。卢卡奇把社会存在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从这种本体论出发讨论了审美（艺术）特性,但他的本体论没有给自然留下应有的位置,因而没有对自然美,对美的感性本质做出合理的说明。李泽厚把他的本体论叫做人类学本体论,并把审美与艺术置于人类本体之上,但有关“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的二元设定,使它失去了内在的统一性,并最终导致了美与美学本身的解体。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画艺术的坚守与创新

全球化,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对于中国画艺术的生存和发展,既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画艺术在迎接这一挑战过程中怎样有效地把握自身的价值存在,将直接决定中国画艺术的发展前景和在世界艺术中的地位。全球化就是要包容差异,体现多样化、多元化,民族正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无论中国画怎样“走向世界”,必须确立一个前提——民族性。中国画传统的精髓和魅力就在于它具有的独特的东方艺术特征和独到的审美理念——写意中的“精气神”、笔墨精神、绘画语言的高度程式化与抽象化。有坚守亦有创新,我们要按照“多元互动,和而不同”的思路寻求改革与发展。中华文化有着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中国画艺术也正是在广收博采、兼容并蓄的文化激荡中,建立起了具有东方民族特质和独特审美范式的文化形态。     

关于新世纪中国伦理建构的思考

21世纪中国伦理的建构必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是中国伦理走向的必由之路。审视国际国内的双重背景 ,应对传统伦理文化进行分析、鉴别 ,赋予其时代内容和形式 ,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伦理独具特色的丰富养料 ;2 1世纪的中国伦理 ,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应有选择地吸收外国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使之成为“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     

主体性美学与主体间性美学——兼答张玉能先生

在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发生的第三次美学论争 ,即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 ,建立了现代主体间性美学 (以后实践美学为代表 ) ,开始了现代转型。这个历史过程尚未完成 ,但一定会完成。主体间性美学不仅克服了主体性美学的理论缺陷 ,具有现代性的理论意义 ,而且解决了现代人的精神需要 ,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意义     

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跨越(下)——卢卡奇与李泽厚美学比较

中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都经历了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跨越。卢卡奇把社会存在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从这种本体论出发讨论了审美（艺术）特性，但他的本体论没有给自然留下应有的位置，因而没有对自然美，对美的感性本质做出合理的说明。李泽厚把他的本体论叫做人类学本体论，并把审美与艺术置于人类本体之上。但是有关“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的二元设定，使它失去了内在的统一性，并最终导致了美与美学本身的解体。     

现代化大潮与中国社会变迁

近代以来,世界最大历史事件,莫过于社会现代化浪潮的兴起,由工业化、城市化导致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近代以来虽然在现代化的工业文明进程中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现代化梦想的激励下,经过几代仁人志士和全中华民族的艰辛努力,终于在20世纪中期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强,实现了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性社会变迁。21世纪,中国各族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按照党的十六大规划的蓝图,根据社会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规律,一定会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进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性变迁。     

华商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独特价值

在分析了华商文化的基本商业精神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论述了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华商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独特价值.论证了华商文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企业获得成功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华商文化的"无为而治"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最高境界;大一统的整体观念在现代管理中具有宝贵的社会价值;其"人和"思想是现代"双向对称"管理模式的真实体现,是未来企业激烈竞争的"调和剂".华商文化思想必将对现代的企业管理乃至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管理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深刻的变革.     

宗白华美学与生命哲学

在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生命哲学思潮中 ,宗白华以美学独具一格。宗白华之所以选择美学 ,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偏好 ,而且是出于对生命本体的深刻认识。宗白华认为真正的生命本体是中国哲学中的“生动” ,而不是西方哲学中的“运动”。生动的本体是不可以由名言述说的 ,因此 ,他由哲学转向艺术 ,转向美学 ,试图通过文艺创作和美学散步 ,显示“不可捉摸”的生命本体。由此 ,宗白华一方面为审美、艺术找到了最自明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艺术、美学对哲学的特殊贡献     

普及政治学知识仍是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重要任务

建设民立政治,实现政治现代化是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内容之一,中国政治学从目前来看能够为这项艰巨的工程所做的事情是对中外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的环境进行研究,普及现代政治知识,促成民众形成现代政治理念,从而为民主政治建设准备好基础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