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对韩愈散文的接受

在清代桐城派散文家中,刘大櫆文论思想上承方苞,下开姚鼐,是清代散文理论定型的关键部分。刘大櫆乐于学习古人,博学约取,尤其推崇韩愈散文,汲取了韩文尚奇、尚变、文从字顺的散文主张,发展了韩文气盛言宜、古文文法、审美趣味的观点,最终提出的“神气、书卷、经济”的散文创作主张并致力于指导自己的散文创作。这一主张启发了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的散文观,对后世散文创作意义深远。     

关于日语连体修饰结构中的一些内含关系

关于日语连体修饰结构中的一些内含关系毛峰林日语助词“の”，在现今的日本文法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日本文法论的所谓规范文法（又称学校文法）的观点，比如，在日本国语学家山田孝雄先生所著的《日本文法学概论》等著作里，“の”被视为格助词。而在另一方...     

论古汉语文法的特点——兼论古汉语文法学晚产的原因

一朱德熙先生说:“特点因比较而显,没有比较就没有特点。”(《语法答问》第2页)说到古汉语文法,不少人以现代汉语语法作比较。但是,现代汉语是从古汉语发展而来的,两者一脉相承,而语法又是民族语言中最稳定的部分,因此,从宏观上看,差异并不很大。说到其差异,不外是古汉语文法(即文言文法)的疑问代词“谁、何、安”之类做宾语时,须放在动词之前等等。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以古汉语文法同印欧语系文法作一个比较。虽然从古至今,汉语和印欧语系文法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其本质特点依然如故,这就使古汉语文法同印欧语系文法具备了比较的条件。象这样比较,既容易显示古汉语文法的特点,又有助于了解古汉语文法学晚产的原因。     

朱熹论韩愈之文学理念及其创作

韩愈认为文和道是同等重要而又彼此独立的，各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朱熹从理学出发，以文道一元说取代了韩愈的文道二元说，认为文与道不可割裂，且文从属于道。在对韩文的评论中，朱熹深入阐发了其风格高、变、正、阔、雄的特点，但仍对其重文辞而不悟于道表示惋惜。     

《老子》校诂两则

由于古代的文法与现在不同,尤其古笈多有传抄错简之误,所以读古书的人,就要做一番文字“校诂”工作。“校”,就是根据若干版本校正古书字句的讹误,“诂”,就是注解古书中的深文奥义,使之明顺通达。两者的关系是可以互证、互释的。我认为“校诂”的目的就在于读懂古书,所以,要尽可能结合全书的脉络来认识,加以肯定。今举有关《老子》的两则“校诂”事例,加以说明。     

论曾国藩的韩文批评

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韩愈集嘉祐杭本考

考察已经失传的宋代韩集校本嘉杭本 ,结论是 :方崧卿《韩集举正》校语中引用的“吕本”及《举正叙录》中提及的“浙本”、“今浙本” ,也就是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所说的“嘉杭本”。     

朱熹元教育思想发微

建立于书院教育基础之上的朱熹教育思想十分丰富.这一教育思想与宋代理学家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反映在朱熹教育思想实践中,表现为朱熹主张以“形而下”的“格物致知”方法为指导,通过《小学》《大学》的学习,达到“为己成物”目的的初、中等教育;以“形而上”的“大而化之”的理想指向为鹄的,通过《中庸》的学习,达到“明诚两进”为目的的圣学(高等)教育.对朱熹《中庸章句》中呈现的理想色彩浓重的圣学教育思想,无论是文本的解读,还是意义的发掘,似乎长期被人忽视.探讨和研究从而揭示出朱熹的以“达贤成圣”为目的的这一元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理论意义,甚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在裂变与沉淀中行进——2009年余华研究综述

当代众多作家中,余华是极具个性的一个,也是在创作上极富才情的一个,其作品亦备受评论家关注。2009年余华研究论文篇数近百,比历年都多,无论是对叙事、语言还是作品意蕴都有深入解读。文本研究方面,《兄弟》依然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颇有意味的是,前两年达炽热状态的《兄弟》研读今年在国内渐趋冷却,只剩喧哗后的余响,而在国外却方兴未艾。另外,很多评论家似乎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余华的创作风格及＂转型＂,从不同角度挖掘其风格成型原因及＂转型＂程度深浅。本文以此为据点,对2009年的余华研究作出综述性解读,力图为众多余华关注者和评论家客观地展示出该年的余华研读现状。     

元好问与严羽弃宋宗唐诗学比较

对宋诗的批评,元氏从＂风雅正体＂着眼;严氏从＂别材别趣＂着眼。关于纠正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弊端的措施,元氏主张开阔视野,写真景,咏真情;严氏主张学习盛唐诗歌,重在＂兴趣＂。在宗唐方面,元氏不分时段,继承面广,侧重于表达的内容,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多选中、晚唐诗也予肯定,对韩愈诗推奖甚力;严氏划分时段,独推盛唐,侧重于内容的表达,对王安石诗选、韩愈诗作极为不满。     

韩少功“寻根话语”矛盾现象的理性思考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转型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也必然带有其时代的不稳定因子。被称为寻根文学＂领军人物＂的韩少功先生,就对＂寻根＂有着不同于评论界的观念。因此通过对韩少功＂寻根话语＂矛盾现象的梳理来还原历史真实,并结合具体文本解析这种现象的成因,从而窥见其背后韩少功不断追寻与超越的文学心境,就可以更为深入地探求寻根语境个案中作家审美与思维优势的根本所在。     

《龙城录》再考辨

《龙城录》的作者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前人考辨的基础上,可以从五个方面证明《龙城录》确为柳宗元所作。一、《龙城录》中的人事可证为柳作;二、韩愈《答道士寄树鸡》诗仍然可证《龙城录》是柳作;三、苏轼等人的诗及《续前定录》可证《龙城录》非刘焘或王铚伪作;四、与史实出入不足以证《龙城录》非柳作;五、文笔不类等也不足以证非柳作。     

《滹南遗老集·文辨》韩愈批评论

《滹南遗老集·文辨》是金代学者评述韩愈散文的重要文献。作者王若虚不仅从文体、文理、文势等方面全方位评述了韩文,还重点就韩文的语言运用方面以“不惬”“不安”“不当”“不须”“赘”等术语予以指摘。在韩柳之争的问题上,王若虚鲜明地站在了韩愈一边。     

“联圣”钟云舫《振振堂诗稿》艺术风格论

《振振堂诗稿》的艺术成就,其七言古风大有李太白遗风;七言律诗饱含杜少陵、李商隐余韵;钟云舫的“新乐府”诗焕发出白居易的风采;其“无题”诗与李商隐“无题”一脉承传;钟云舫七言绝句有李白七绝的韵味;七绝“咏史”与杜牧七绝“咏史”神似.钟云舫一人而兼唐诗几大巨擘绝技.另外钟云舫诗歌长于抒情,善用比兴,又远宗“诗骚”,熔《诗经》的写实与《楚辞》的浪漫于一炉.钟云舫诗歌还长于铺叙,爱用典故,杂糅先秦两汉散文大师笔法,从而形成钟云舫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钟云舫还不愧为内地“诗界革命”的先驱,为旧体诗的通俗化、白话化、大众化,努力创出一条新路.     

余华：生命悲剧的冷峻凝视——论余华小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余华作为小说家的最突出特色是对生命悲剧的深切领悟。他是一个激进的怀疑主义者,能够将现代主义文学范式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之中,穿透世界的繁华、庄重,揭示生存的阴郁、黑暗和苦难是他的擅长。《十八岁出门远行》呈现了余华小说的典型结构：世界的暴力本质及人的生命悲剧。起初,这种结构以血腥、暴力为轴心,从《活着》到《兄弟》却将这种结构表现得更丰富、复杂。余华的意义就在于把这种现代主义文学结构融人中国新文学之中。     

论江西诗派对韩愈“以文为诗”的接受

韩愈学杜变杜,通过＂以文为诗＂使诗呈现出新的面貌。江西诗派学杜学韩中,＂以文为诗＂乃是其学习的主线。在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倡导下,对韩愈＂以文为诗＂不断扬弃,通过艺术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的＂法度＂。     

散文化的田园抒情诗——以《桥》为例浅析“废名风”小说的文体特征

废名是京派前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独创性地将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理论应用到了小说写作领域,将散文化写作与乡村题材、诗化语言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化诗体小说文体,对京派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及促进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文体的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废名的代表作《桥》为例,从非情节化的散文诗式结构、归隐与禅心的静寂意境、简洁幽深的诗化语言三个方面对废名诗体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