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菲弗尔“重写”理论视域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

华兹生通过向西方英语世界介绍其英译的《史记》取得重大成就,享誉学界。本文借用勒菲弗尔＂重写＂理论,从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对华译《史记》进行描述性分析,说明华译《史记》是在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影响下对原文的操纵。华兹生成功地在原文诗学形态和译入语文化主流诗学间求得平衡,达到两者和谐相融。     

西方汉学家批评视角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

美国汉学名家华兹生教授英译的《史记》是20世纪西方汉学界的重大成果.西方汉学家从文本语义考证、英译本完整性和学术性以及文本互涉关联性视角对华兹生《史记》英译文进行了批评与分析.这些分析评论有助于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华兹生《史记》英译,促进美国汉学界对《史记》的进一步研究与译介.     

《史记》英译本的接受与影响

描述《史记》六个英译本的翻译情况,以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考量其接受与影响.六个译本有不同的接受需求与接受效果,接受影响力按由大到小的顺序可排序为:华兹生、倪豪士、道森、杨宪益夫妇、卜德、杜为廉与司考特.拥有不同受众与接受幅度的《史记》译本共同促进了《史记》和中国历史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文学翻译中汉语独特文化意象英译的最佳关联——《浮躁》英译本个案分析

根据关联翻译理论,以《浮躁》英译本为个案,探讨汉语独特文化意象英译的翻译方法。研究表明,当原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在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中缺失的情况下,译者只要根据上下文语境推导出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通过直译加注、舍去形象意译或者转换形象都可使译文达到最佳关联。     

可译·常译·非常译——汪译《牡丹亭》双关翻译拾零

在"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下,《牡丹亭》中的双关语是可译的。汪译《牡丹亭》双关的可译性限度达到了二个层次:"常译"和"非常译"。"常译"是汪榕培追求的最高翻译目标,着力点在于译出双关语的双重语境,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作双关的修辞效果。如若不能,则是退而求其次:"非常译",即运用翻译补偿策略译出双关的隐含意义,弥补双关语翻译中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而带来的翻译失真与缺损,取得了与原文大体相同的审美效果。     

论文化常识在翻译中的作用

虽然译者不能仅凭词典中的释义来确定具体一篇文章中某词的准切意义 ,但是它对译者理解原文仍然有参考的作用。在作翻译工作时 ,不仅要深刻 ,准确理解原文含义 ,还要摆脱原文的束缚 ,然后尽可能在译入语中找到对等词来表达。本文通过对Government一词在不同语境中表达不同所指意义的分析 ,说明了翻译工作的成败 ,不仅依赖于英文功底深厚 ,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译者对英语国家及译入语国家文化常识的了解程度。     

译者认知下的文化负载词翻译

在翻译活动中,当原文文本在创作完成时,已经形成了一个虚拟的认知语境,成功的翻译应该是让译入语读者最终产生的认知语境与此虚拟认知语境相契合,译者翻译过程中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因此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译者对此虚拟语境认知,不断完善自己认知语境的过程。本文从译者的认知机制过程入手,结合认知语境的格式塔补充机制,通过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的具体操作,具体讨论了译者如何在不断的认知完善中成功地完成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历史典籍英译的“深度描写”研究——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

“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普遍使用的强调细节描写和阐释的研究方法,而“深度翻译”是“深度描写”在翻译中的直接体现。本文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对作为“深度描写”的翻译研究涵盖的四个层次:翻译事件本身、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决策和社会文化语境、对本研究的反思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深度描写”的翻译方法对中国历史典籍的外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古典诗歌英译的功能语境重构——以《诗经》中《将仲子》英译为例

以《诗经》中《将仲子》英译本为例,从功能语境的三个不同层次探讨其分别对译文的制约以及语境重构的方法。通过分析发现,文化语境制约译文的体裁;情景语境制约译文的理解和变体;上下文语境则制约译文的衔接。因此,必须理解原文语境,并通过不同的翻译方法对译文进行功能语境重构,以达到原文与译文的等值,进而促进典籍英译的发展。     

试析《浮生六记》中的引典翻译——以“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为视角

文章以林语堂译《浮生六记》为研究对象,从诺德提出的＂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的角度,分析诗句和成语俗语的翻译特征。文献型翻译较多地保留了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特征;而工具型翻译以更易于译文读者理解的方式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译文中两种方法综合体现、相得益彰,在确保译文与英语读者的认知理念不相冲突的同时,较为有效地传播了中国文化。     

外宣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原则与方法

中文外宣文本中通常运用大量的中国文化负载词。然而,中国文化负载词在词义上很难在英文中找到对等词,在表达上也是各有千秋。应该采取灵活的翻译手段,适当地调整原文,改善译文的质量,准确地传递原文的信息。翻译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原则是保留原文信息、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以及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方法有音译加注、直译加注和意译法。     

从文化语境对等角度看许渊冲译《声声慢》

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与文化语境密不可分,译者要充分解读原文语境并考虑译文读者所属文化语境,对原文进行适当增益、删减或创造性改动,以便译语读者在译语文化语境下能和原文读者一样,获得美的感受。文章通过赏析许渊冲所译《声声慢》发现,为了达到原文与译文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功能对等,译者在翻译中可以采取变通手段,只要译文与原文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达到相同的审美效果,就是好译文。     

翻译中的文化语境因素探析

多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语境进行研究。文本生成有赖于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是指任何一个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言语社团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文化、风俗、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所赖以生成的＂文化语境＂是不可忽视的。文中探讨了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即异化与归化,以及文化语境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由一则误译看语境分析在英汉翻译中的重要性

翻译离不开语境分析,如果忽略原语赖以产生的特定语境去进行翻译,则往往会导致误译。从分析一则误译出发,运用语用学理论,探讨如何在翻译中进行语境分析,并阐明语境分析在英汉翻译中的重要性。语境分析中最重要的是上下文的分析,在分析上下文仍不能确定原语的语用意义的情况下,还应该分析其文化语境。做到了这两点,原文的字面语义和语用语义就能准确地传译到译文中,使译文读者在阅读译文时得到原文读者阅读原文时得到的感受。     

汉译英中的语境因素与译词选择——以张培基中国散文英译作品为个案研究

翻译是一种双语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译词的正确选择需要依靠语境,分析语境获得正确的译词是实现翻译的重要手段。运用语境理论,选择以张培基中国散文英译作品为个案,分析了汉译英过程中对语境因素的把握和在词义理解基础上对译词的选择,揭示了它们的影响和作用。     

译入语意识形态与诗学对原作文体风格传译的影响

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为分析阐释翻译中导致原文文体变形扭曲的一些目的语文化语境因素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一文体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影响文体形成；Andre 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也揭示了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文学翻译中一股巨大的影响力量，左右着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具体的翻译过程，从而会影响原文本在翻译中的命运。文章探讨了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文文体风格传译的制约和影响。     

泰勒《三国演义》英译本的翻译技巧

从泰勒（C.H.Brewitt-Taylor）《三国演义》英译本第一回可以看出,泰勒对文化负载词、专有词汇、度量词的翻译以直译为主,同时根据需要灵活运用增译、音译、改译等技巧。分析其得失,有助于我们寻找一条既能在译文中准确再现原文信息及其所负载的文化色彩,又能巧妙地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介绍给英语译文读者的途径,为汉语翻译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技巧和经验。     

庄延龄《离骚》英译本中的神话术语翻译策略探析

屈原的《离骚》中运用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借以表达诗人的政治理想和内心情感。1879年，英国汉学家庄延龄在《中国评论》发表了署名为V. W. X.的《离骚》英文译文，此为《离骚》的首个英文译本。对比分析该译本中68个神话术语的翻译发现，庄延龄多用抽象化、改译、套译、增译，辅以音译、省译等翻译方法，其套译、改译、音译、省译等方法均不同程度地导致原文文化内涵的扭曲或缺失，而增译及抽象化方法较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中神话术语的文化内涵，值得借鉴。     

歌曲译配策略研究：乐词与乐句的调整

歌曲译配是糅合翻译、音乐、文学三维于一体的边缘学科,它包括译词与配曲两个步骤,难度在于既要忠实传递原文的意思又要与音乐配合。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对歌曲译配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歌曲译配中乐词与乐句的调整策略包括乐词的词性转换、乐词反复、乐词增减,以及乐句句序、句式的调整等。其调整的目的除忠实传递原文内容外,更重要的是为了使译词谐韵合乐,重现原作的美学效果。     

翻译的文化维度——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个案

当下语境中的翻译已经不再简单理解为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一种译入语社会中独特的文学行为、政治行为、丈化行为。本文应用勒菲弗尔的“论域”理论,以《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为个案,重点分析林纾与王寿昌两位合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怎样的增删等“变通”,成因何在。希望本个案研究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在全球化语境下借助翻译展开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碰撞、对话、抵抗等问题的思考之重要性与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