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荀悦与《汉纪》

荀悦(148—209年)字仲豫,颖川颖阴人(今河南许昌),是东汉末年有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当时,在黄巾起义的猛烈打击下,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地方豪强势力各霸一方,连年混战。汉献帝为了维护东汉刘氏的正统地位,防止曹操篡汉事件的发生,以“《汉书》文繁难省”①为理由,命令荀悦按照《左传》的体例删略《汉书》,写成《汉纪》三十卷。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析《汉纪》编年体例的政治学功能

汉末学者荀悦将纪传体的《汉书》改编为编年体例的《汉纪》。本文认为他对于《汉书》之帝系的正当性,是存有异议的,而这却往往为历来的学者们所忽略。而荀悦所首创的“断代编年体”,其价值便不仅限于历史编撰学,“某帝—某年(某月)”的纪年符号本身,构成为“正统论”思想的重要表征,具有明确的政治学功能:即表达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及其赖以支撑的某些观念理据和判定标准。     

《两汉纪》史论艺术之比较及探因

作于建安初期的荀悦《汉纪》与作于东晋中期的袁宏《后汉纪》合称《两汉纪》,是两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其史论在全书中均占据重要篇幅,在艺术上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史学家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与文质之观念对其史论艺术的影响。     

试论荀悦撰写《汉纪》的政治目的

荀悦(公元148年——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重要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汉献帝建安元——二年,他任黄门侍郎,著成《申鉴》五篇。建安三——五年,他任秘书监、给事中,又著《汉纪》三十篇,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编年史名著。刘知几曾将其与《汉书》一起,作为断代编年史和纪传史的开山,将我国古代最主要的两大史体——纪传体和编年体,称之为“班、荀二体”。梁启超也把《汉纪》称为:“此现存新编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汉书》的两重性问题溯源

《汉书》在记人述事的过程中将＂实录＂与＂宣汉＂结合起来,从而呈现出两重性的特征。这既是班固史家与史官双重身份的体现,也是由史学之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本性所决定的。《汉书》的两重性,与《尚书》、《春秋》、《左传》以及《史记》在求真与致用上所呈现出来的两重性是一脉相承的。     

勾践“长颈鸟喙”别论 ——兼为品观电视连续剧《越王勾践》的一种参考

东周时代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越王勾践，长期享有“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的恶谥。然而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吴越矛盾既不可避免，勾践之兴越灭吴并“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实有益于吴越两国人民并有利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的良性发展，其正义性无可置疑；在文种借故不朝之后，勾践隐忍长达一年，最终才将其赐死，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绝非所谓“长颈鸟喙”劣根性的表现。史载勾践无他不道之事，代有识见卓伟之人如韩愈、苏轼、王若虚对范蠡、文种发出诛心之论，令人警醒，足可还此一公案之本来面目。     

《史记》、《汉书》的叙事研究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渗透于方方面面,早期的比较研究多以优劣为重,后期开始侧重于二者的异同及异同关系的研究。两汉时期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文学开始由功能性向审美性,由抒情性向理性,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通过《史记》、《汉书》的对比解析,可窥见两者在文学创作中叙事风格异同。     

论晚清俞樾对于汉易的整合与阐发

俞樾沿袭乾嘉易学之学风,从象数和训诂两个层面对汉易做了深入的探索。就象数而言,整合了荀爽、虞翻升降说和旁通说,提出了穷通变化说;通过解构汉易卦变说,提出了"非反对则旁通"的刚柔相易说与"八纯卦和八交卦"的变卦说;发现汉代卦气说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辨析和修正;秉承了汉易的思路,以象解《易》,贯通经文。就训诂而言,他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解经要旨,将文字训诂运用于解《易》之中,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俞氏易学迎合了晚清经学汉宋兼采的特点,折中汉宋象数之学,重建以训诂兼象数的汉代易学。俞樾成为乾嘉以后汉易研究最有成就的易学家,对于后世汉易传承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以《晋故中书侍郎荀岳墓志》为中心考析西晋社会礼俗

依据西晋人的取名礼俗与族属谱系,可以推证出荀岳家族墓志中子嗣生卒年月、仕宦履历及姻亲谱系。墓志记载了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丧葬礼俗,是家谱在墓志中的再现。墓志文本范式反映出家族兴衰荣辱与当时社会礼俗之间的文化同构。聚族附葬习俗,体现出附葬者与墓主人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亲族同门情义的认同。墓志中的拜时妇、三日妇之婚俗,突破了＂周公六礼＂之约束,在西晋社会动荡的背景之下,有利于家嗣的传衍,是合乎现实的选择。     

多民族政治体制确立新证——基于《史记》和《汉书》天文史料的对比研究

星野观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方法之一,它导源于“天人合一”的儒学理念。其要点是说,地上的地域空间,包括行政区划在内,必然与天上的特定星宿一一对应,也与时间的进程相匹配。由于星野观对维护国家统一作用巨大,各朝正史及各地地方志均编有“天文志”和“星野志”,以此综合揭示社会的特征,其中也必然包括各民族平等意识。因而,凭借这样的特殊史料,去认证多民族政治体制在中华大地确立的具体时代,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通过对《史记》和《汉书》天文史料的对比,最终可以确认,多民族政治体制在我国历史上的确立发端于西汉王朝的鼎盛时代,也就是《史记》成书的时代。     

“累积型”和“闪现型”共绘的人物画卷--？越绝书？人物形象塑造探索

受纪事本末体体例的限制，？越绝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具有片段性而不具有连续性：不按时间发展的顺序，通过截取人物一生中一个个独立、重要的历史事件刻画了伍子胥、勾践、阖闾等“累积型”人物形象；或一次出场刻画了渔夫、击絮女等“闪现型”人物形象，两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了？越绝书？色彩斑斓的人物画卷。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