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英译诗《关不住了》的节奏尝试

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最早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从胡适的《尝试集》里的英译诗《关不住了》与原诗Overthe Roofs的对照中,可探讨胡适对现代汉语诗歌节奏形式的初步尝试,阐释新的节奏运用对诗歌功能表达的作用;新诗草创期诗人在传统的继承和现代诗创格中,外来翻译诗歌的意义值得详细加以探讨。     

胡适与朱湘诗歌翻译对比探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翻译对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与朱湘作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领军人物,他们在诗歌翻译目的、译诗题材选择以及译诗语言与诗体采用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他们通过译诗分别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谁是“第一”：一个超越了时间刻度的问题

<正>中国新诗的第一人是谁？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在竭力排斥胡适，对《尝试集》多有挑剔，这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新时期现代新诗研究的评论反正，就是从承认胡适《尝试集》的时间意义（个人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开始的；同样，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何在，也常常落实为对白话文学的“第一”的认定上。无论是出于政治正确还是思想启蒙的立场，鲁迅的《狂人日记》都长期占据小说首创的地位，     

《尝试集》的由来及其他

一九一七年二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八首白话诗,这是《新青年》杂志最早刊出的文学新形式——白话体诗歌。后来,他把这一时期创作的白话诗结集出版,题名为《尝试集》,取“自古成功在尝试”之意,并表明这是实践他的实验主义。胡适为什么能够在“五四”前夜开一代风气,首举“白话文”大旗而作新诗呢?其具体缘由是因“一连串发生的几件小小的事件”而萌动的。在《四十自述》时里,他说过一件事:作为美国“庚款留学生”的他,每月总要收到一张自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     

论胡适的方法论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

论胡适的方法论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李振纲作为渊博而敏锐的学者，胡适在现代文化学术史上占据着这样显赫的地位；他“第一个提出用白话取代文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第一个用白话写诗，出版了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推动了现代新诗的诞生。第一个编写中国...     

1925年之前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接受

以往论者对1925年象征派异军突起之前,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体察鲜有论述。该文注重实证,通过对《新青年》、《小说月报》、《少年中国》、《诗》等的译介统计以及新诗批评和理论文章征引的统计,认为在1925年之前,中国报刊就有关于象征主义的大量译介和评论。中国新诗的象征主义期待视野催生了象征诗派,引发了胡适“白话自由诗”运动之后新的诗歌革命。     

胡怀琛与《尝试集批评与讨论》简

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仅月余,诗人学者胡怀琛撰文对之发难,并替胡适改诗,由此引发一场笔墨官司。嗣后胡怀琛搜集相关书信文章汇成《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出版。细读《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史料可见：胡怀琛对胡适的态度平和低调,而胡适对胡怀琛的态度则轻蔑傲慢;胡怀琛评改《尝试集》的目的是打磨新诗艺术。胡怀琛的诗学观念亦新且旧,学人对胡怀琛的评价不高,但胡怀琛对《尝试集》的评改,从批评实践层面为五四新诗建设提供了诸多诗学启示。     

论胡适新诗的叙事性因素

胡适及其诗歌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自不必说,胡适主张新诗"诗体大解放""作诗如作文""口语入诗",并穷毕生之力创作和实践白话新诗。文章拟从胡适诗歌中的叙事性因素探究胡适新诗的思想观念及其现实意义。     

胡怀琛与《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仅月余,诗人学者胡怀琛撰文对之发难,并替胡适改诗,由此引发一场笔墨官司。嗣后胡怀琛搜集相关书信文章汇成《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出版。细读《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史料可见:胡怀琛对胡适的态度平和低调,而胡适对胡怀琛的态度则轻蔑傲慢;胡怀琛评改《尝试集》的目的是打磨新诗艺术。胡怀琛的诗学观念亦新且旧,学人对胡怀琛的评价不高,但胡怀琛对《尝试集》的评改,从批评实践层面为五四新诗建设提供了诸多诗学启示。     

论《尝试集》的现代品性

胡适的《尝试集》 ,不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 ,更是一部具有现代品格表征与内涵的诗歌样本 ,对我国新诗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的导航意义。本文从哲学观念的现代性、文体的现代性、诗歌理论的现代性三个方面 ,对它的现代品性进行了整体性把握     

“自然的音节”与“散文的语言”——略论华兹华斯对胡适白话诗理论的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源于他对中西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创造。但就诗歌理论而言,白话诗更多地是与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湖畔派诗歌等西方资源有着明显的关联。在诗歌语言上,华兹华斯主张“散文的语言”,胡适强调“自然的音节”。文章通过对前述两条诗歌主张的对比分析,论证了胡适白话诗与华兹华斯的渊源关系.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古人早有白话诗,唐宋词及元曲已不乏白话诗,明清歌谣已多白话诗、自由诗,学堂乐歌的歌词有的已是新诗,19世纪下半叶以来译诗已有白话诗,南社诗人已有白话诗、自由诗。胡适的历史功绩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白话诗歌的创作及翻译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     

"以文为诗"与"作诗如说话"——论宋诗传统在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的传承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是以学习西方文学、反对古典传统的姿态出现的,其实,它也对于自身民族传统也有继承性的一面,胡适就认为五四新诗不仅继承了古代白话诗传统,而且也学习了宋诗表现现实生活这一创作精神.     

论钱玄同的“白话体文学说”

钱玄同采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独秀诸家之长,倡言“白话体文学说”,并以“古今一体,言文合一”立论,主张“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为白话文学提供了科学和历史的根据。此说推动了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摧毁了古文偶像,宣告桐城文派为谬种,选学文派为妖孽;并以此为起点,“白话体文学说”开始付诸实践。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口语与文学语言:新诗的一个关键问题--兼与郑敏教授商榷

新诗的发展的一个历史传统,就是将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如何由一种散文化的口语发展为文学语言。这方面的成就应该说是确定无疑的。因此,新诗不仅是有自己的文学语言,而且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文学语言。杰出的诗人创造自己的语言。白话已经提供了新诗写作基本的一种需求,一个诗人不应该去怀疑一种语言是否已经可以达到表达的需要,而应该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用写作来创造出满足这种表达需要的语言。     

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

将“白话”作为汉语诗歌的关学范畴纳入中国新诗审美意识生成、生长的历史视阈,其“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写作构想的“言文合一”,绝不仅是言语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文化母语”言说体系的叛离;由此生成的“作诗如作文”写作“方案”,作为胡适“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其美学旨趣也首先不在诗歌艺术形式本身,而在文化心态的整体转型。另一方面,就“白话”所确立的汉语诗歌新的话语方式而言,它的“能指”空间极为丰富,艺术内部诸多价值形态也是其构成的重要内容。这两方面均为后来各历史时期的汉语诗歌走向提供了艺术经验。本文探讨的是前者。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裤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胡适白话文学理论与白话文学实践的错位

通过变革文学语言形成一套新的书面语言体系,实现文化转型,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时的一种极具策略性的选择。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开始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倡导白话文学的巨大意义,而是试图就文学本身论证文学语言变革的必然性。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性等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由于所提出的许多命题是伪命题,胡适不仅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常常出现逻辑上的漏洞,而且在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上也有问题。然而“文学革命”的迅速推进,使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不仅轻易战胜了论争对手,而且被作为绝对正确的东西继承下来,成为左右现代文学发展方向的强大力量,限制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