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治理视阈下的政府文化管理创新：陕西视角

结合陕西省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现状,分析了现在政府文化管理模式的局限：文化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文化管理制度建设滞后、文化管理模式相对单一,探索政府文化管理的多元治理路径：构建“大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文化管理制度体系、探索政府主导的多元文化管理模式。     

共同治理视阈下公共文化管理运行基础和路径研究

指出共同治理是传统行政管理在新公共管理环境下的发展趋势,是公共文化管理的需要,旨在为人们的文化权利提供更好的保障;共同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文化企业、公民个人等,在实施中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国公共文化管理运行需要两个基础:一是政府主导型管理格局的发展转变,二是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奠定此基础路径应包括:改革文化行政机构、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文化管理功能和重点、转化管理手段、发展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建立非政府主体参与公共文化管理的保障机制等。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官僚制的传统政府治理范式逐渐失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推动着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和儒家等级思想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全能型政府”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政府治理变革的进程,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需要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进一步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服务型政府”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以逐步实现善治。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探析——基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的典型模式分析

基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的典型模式分析,提出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即第一阶段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状态转变;第二阶段从“小政府大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第三阶段从“强政府强社会”向“好政府好社会”转变,经过这三个阶段发展,可以达到政府和社会的理想状态,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奠定基础.     

国家文化治理:定位、内涵、特征与路径创新

国家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更多的是一种“软”治理,但却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治理.文化治理的关键在“治”,这不同于过去的“办”文化,也不同于“管”文化.因此,根据文化自身发展规律,选准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促进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文化辐射的作用,特别要重视文化产业辐射路径,这是国家文化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文化治理：历史进程与演进逻辑

发展文化产业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从文化管理体系向文化治理体系转变的战略路径。两大成就是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成长不断调整改革目标和方案的结果，是在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国家对于效率的双重激励下出现的结果。借助历史性和过程性的视角，通过对四十年来中国文化体制的演进过程进行全景式分析，揭示出从文化管理体系向文化治理体系转型背后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自我调节互动机制的关键作用，通过区分转型国家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性质，并将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纳入现代化道路的规范分析，否定了中国文化治理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的流行说法，论证了中国作为转型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形成的独特性。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     

文化领导权重构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的高度确定了文化强国的策略,开启了“文化兴国”布局篇章,重构文化领导权的境遇凸显。而对文化领导权整体性建构与发展如何实现的逻辑追问和实践外显,是文化领导权重构的关键。文章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文化领导权进行中国式话语转换,提出文化领导权重构的整体性策略,从协同政党意志和政府行动、注重理论创新与阵地意识、整合政绩和各方利益、驱动社会多元参与等方面思考了整体性治理对文化领导权重构的适应性表现。     

基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社区治理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区逐步由街区制——国家行政全能主义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社区制——合作主义治理模式,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原则对于“社区再造”同样适用,而且它为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改造战略与工具.     

政府角色转变与高等教育治理

政府角色的错位,给政府自身和高校发展都带来不利影响,转变政府角色已成为许多国家高教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理论的提出为我们正确定位政府角色、纠正政府角色错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治理视野下的政府角色转变趋势有以下几方面:由管制型转向服务型;从政策治校到依法治校;从政府的单边治理到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从“善政”到“善治”。     

从"缺位"走向"归位"和"到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基本轨迹初探

20世纪90年代后,地方政府治理问题已日益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本文从比较管理与治理角度切入,聚焦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发展过程,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从“缺位”走向“归位”和“到位”的基本轨迹,并对治理“到位”提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     

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的文化认知：功能、困境及出路

文化认知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认知主体已有的文化认知及其结构即“认知图式”在认知中起着决定作用。社区治理作为人类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文化活动,同样受到文化认知及其认知图式的影响。文化认知构成了社区治理价值选择、工具选择和主体态度指向的依据。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认知困境,即基层政府的“全能政府”认知偏误、社区组织的“行政导向”认知偏误和社区居民的“搭便车”认知偏误。破解这种文化认知困境的出路在于更新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知识基础、优化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经验基础和重建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制度基础。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迈向全球文化治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政策的演进分析

文化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方式，又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与共识基础。全球文化治理何以成立、如何形成？其核心理念和主要议题如何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样本。UNESCO成立以来的文化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主张“文化促进和平与知识流动”的奠基期，支持“文化推动去殖民化”的拓展期，推广“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兴盛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全球文化治理的要素逐步确立：治理框架越发完善，治理主体日渐壮大，治理内容和方式趋向多元。治理要素与文化政策互相呼应，共同推动全球文化治理的演进和成熟。最近三十余年，UNESCO极力将文化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下，形成全球文化治理的主要议题：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推动力、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追求文化本身的重要价值。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可借鉴UNESCO通过多年实践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完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力量。     

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

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结构性梳理发现,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是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战略地位上,文化从“边缘”变为“主流”;功能定位上,文化从“思想管制工具”提升为国家“软实力”;管理思想上,实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话语权力配置上,从垄断性“国家话语”转换为市场、公民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正是这种成功的文化政策转换,促成了今天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 逻辑起点、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

[提要]文化治理是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乡村文化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基础薄弱,故需走一条外源性发展向内源式发展转变的道路。在文化治理实践中,这一道路体现为文化代理向文化自理的阶段性转变,通过重塑乡村文化的价值、塑造多元性治理主体、丰富文化治理内容、保障文化治理的可持续性等实践路径能够实现民族地区的有效文化治理,进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七部分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进行了论述,阐明了国家治理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国家治理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括论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这种文化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底蕴,凸显了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革命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了国家治理革故鼎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价值共识,丰富了国家治理的中国智慧.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推动国家治理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本研究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以及治理目标等维度提出理论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调查分析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动因及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主要是由“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居民文化自治乏力以及社区文化引领不足等问题引起;同时,在具体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突破“官办文化”与“送文化”思维模式,并基于“民办文化”与“种文化”的新思维营造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主体化治理规则及社会化协同机制,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国家与社会在场：我国足球治理的框架构建

欧洲足球的发展带来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效应。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和挪威等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将社区作为实践理念的载体,将足球作为实行社区治理目标的工具,球迷则成为社区治理的传承人。进而球迷的公民身份得到凸显,政府对球迷的政策也从控制管理转变为引导合作,政府成为“协调者”“监督者”和“推动者”。因此,本文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剖析欧洲足球治理改革,对各国支持的球迷参与足球治理实践进行研究和分析。包括球迷以社会企业参与治理,政府支持和引导球迷、社企发展,通过政策手段等优化管理运营等方面,为我国的足球治理提供了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