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隐士略论——兼谈古代儒道隐逸思想之异同

隐士作为一个独特的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产物。从历史上隐逸之风较盛的几个朝代看,隐士的产生大多与社会的动荡、统治阶级的强权政治及统治者的昏暗腐败有关。中国古代隐士的构成及其隐居方式是多样的,这与其各自哲学思想基础有关。就此而论,又有道家之隐与儒家之隐之别。无意天下事,无意仕途,一心出世,以求超然物外,是为道家之隐,“身处江湖,心存魏阙”、“隐居以求其志”,以隐待出则为儒家之隐。除此又有专门以隐“待贾”之假隐。隐士之流在身当乱世之时洁身自许,不为污泥所染,为人敬佩,但其逃避现实,为明哲保身之计却也不宜多所提倡。     

简论汉唐间士大夫隐逸之风

我国古代士大夫隐逸现象早已有之。先秦典籍就屡屡出现“隐士”之称。诚然,先秦乃至两汉时期的隐士不会太多。譬如最早成书的三部正史对此记载很少。但是,“魏晋以降,其流逾广。”(《隋书隐逸传序》)可见,士大夫隐逸成风,到了汉唐间便成了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汉唐间士大夫隐逸成风的原因何在? 首先,应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寻找。结论可概之于一句话,即“据乱世”,隐     

种放与宋代隐士文化

种放是北宋早期的著名隐士之一。他才识过人、传教著述、参与时政,受到了真宗以及时人的高度尊宠。种放与其他同时代隐士一样积极有为,其人生丰富多彩,代表了不“隐”不“仕”的宋代隐士风格。他们徘徊于江湖庙堂之间,继承了隐士之道,又为宋代乃至古代文化、政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也是隐士文化经历唐宋变革后的新面貌。     

哲学视域下的隐士品阅

“隐士”是胸怀世道大略的高端哲思主体,隐士文化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隐士”,首先在于“隐”,而后才是“士”,不仅具备“隐”的特质,同时也一脉相承“士”的精神内涵.隐士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是生活在主体之外、与其所处时代的官方的或者说主流的价值体系不能相契合,且显示出了超人才能的“士人”.文章从“隐”的逻辑生成入手,探究了“隐”与“士”的本质内涵和精神特质,在考察“隐士”历史源流的基础上,准确地阐释了“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高调隐居的中国悖论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过是隐士们的自欺欺人,从怀抱孔明心态、好走终南捷径的古代隐士,到当下的高调隐居者,均显露出隐的矛盾与虚伪。如果依照最严格的标准,中国并无真隐士。     

安定胡叟的儒士、文士和隐士形象

安定胡氏乃魏、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我国西北重要的功臣与外戚之家族,曾保持郡望达数百年之久,影响“中古”历史较大.其中,身处十六国至北魏初的胡叟正乃此一家族中文化修养较高且极具个性者,其人物形象较为明显地表现为儒士、文士和隐士三个方面,尤以隐士为主.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士人特征、魏晋隐逸风尚及其个人因素均有关联.研究胡叟的人物形象,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安定胡氏的整体发展过程,而且对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不无裨益.     

先秦时期隐士的名称及其分类

隐士的思想，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文明的反思，因此，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隐士的思想，是在人类文明走过了那么一段路程之后，当文明的脚步稍感疲来的时期产生的。一、隐士的名称在战国、汉初的典籍中，已经有了隐土这一名称。“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志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①。“天下无隐土，无遗善”。②“齐有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③“魏有隐士日俱赢。”④在这些文献记载中，除第二条外，其它三条中的隐士一词都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专有名词了。隐者这一称…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悟”与宋代诗学——禅宗与中国古代诗学之一

禅宗主张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悟” ,是由感知、理性、情感诸种心理因素 (机制 )积极参与的 (互相融合、彼此渗透 )、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直觉感受 (心理现象 ) ,与艺术和审美活动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并且进入宋代诗学 ,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禅宗使中国古代诗学由先秦之观、魏晋之味、唐代之境发展到宋代之悟 ,由此中国古代诗学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首条“范式”与“言语”门之边让见袁阆叙事——兼论《世说新语》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关系

以首条“范式”统摄各门叙事,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创作特色:重视“言语”甚至超过“德行”、“政事”,却以边让叙事作为“言语”首条,使其最具确证首条“范式”的重要价值;由考察“言语”门的编排体例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基本特征等,可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全面彰显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本质精神,就是撰者选择“言语”首条人物叙事的根本标准;边让见袁阆叙事,全面体现了“言语”的崇高境界在于表现植根于深厚道德理性的高度文化智慧等“范式”意义.合观《世说新语》的首条“范式”与孔门四科“范式”,可破除学界对“汉末魏晋”概念的含混及偏误认识,更为全面、精准地认知东汉晚末期文化实为汉末魏晋文化时代的真正起点和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可更为深刻地体认撰者首次将汉末魏晋视为一个完整的重要文化时代的学术史意义.     

试析魏晋玄学思想对古代山水画的影响

叙述了魏晋玄学产生的历史缘由以及在此文化背景下生发出的中国古代山水画论及美术思想,并对古代山水画始终贯穿的主题思想进行分析,以此讨论魏晋玄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影响。     

秦岭:人类智慧活动述略

秦岭为古代人类智慧活动搭建了天然平台。从远古社会到文明时代都在这里留下了中国古人类上百万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遗迹。秦岭地区的山山水水为历代名将搭建了建功立业的理想平台。从姜子牙秦岭北麓蟠溪垂钓到卢藏用隐居终南山,“终南捷径”为人称道,秦岭山区成为隐士取官的通途。秦岭地区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衍生之地,历来有“立儒、生道、融佛”之说。秦岭作为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不仅是中国地理意义上的龙脉,而且是名符其实的文化意义上的龙脉所在。     

王维“诗中有画”的模式

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分析王维以“诗中有画”形成诗与画的相互交流模式问题。研究认为,王维山水诗有继承南朝与前盛唐传统的一面,更多的是诗与画交流后的创新;王维山水诗中“二维空间叠合”,借助了山水画空间表现的形式;除了山水画的平远外,深远也见于诗中,以及暗示空间的“外”,形成了简洁精约的模式;诗与画中动静、颜色与拟人化的表现,带有颇具个性的模式化的特征,具有经典性。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学者——朱光潜的“魏晋人”人格理想及其救赎

朱光潜的“魏晋人”人格理想,高歌自然天放的人生态度。理想人格期待和现实角色扮演的吊诡性,促使其正视板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强烈的担当意识催生朱光潜顺时达变的人格救赎模式。从“魏晋人”理想到出世——入世说,这不但刻勒了时代变迁的印迹,更体现他顺时达变的人格建构活性。      

陶诗中上古社会理想的玄学内涵探析

陶渊明所追求的上古社会具有真淳静朴的特点,已不完全合于儒家的范畴。联系当时的主流哲学思潮——玄学,我们可以发现陶渊明对上古社会的理解与描述,更多意义上同于老庄和玄学士人。他怀疑和修正了孔子的一些说法,把复真和还淳的使命加于孔子身上,赋予儒家圣人以道家的内涵。这都与当时玄学士人的做法相通。而他的桃花源理想则是在他理想中的上古社会不可求时虚构出来的,是上古社会的具体化。这正是玄学影响下的产物。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楚简“虖”、“[虎口]”、“[虍壬]”的用法及其形体传承辩证

在楚简文献中,“虖”、“[虎口]”、“[虍壬]”皆既可用作实词,又可用作虚词。用作实词时,三字各不相同;用作虚词时,三字有同有异。“库”、“吝”在楚简之前的文献中即已出现,后世也有传承;而“妻”仅存现于以楚简为主的战国出土文献中。三字在与楚简同时地出现的传世文献中未见,系后世更改所致。     

魏晋六朝的啸——兼论啸与魏晋风度

魏晋六朝时啸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大批士大夫爱啸 ,他们成为啸的主角 ,使啸的主体发生变化 ;名士和隐士之啸享誉一时 ,啸成为社会时尚 ,普遍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名士风度和魏晋精神文化的建构中 ,士大夫把魏晋之啸推向历史的高峰。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宋朝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药储藏机构和安全监管措施。其中中央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主要为翰林医官院(局)和太府寺药案,这是朝廷建立的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和医药管理机构。皇宫御药的制造与储藏机构有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尚药局,官府药库有香药库、珠玉香药库、药蜜库、后苑东门药库、寄桩库、熟药库等,专门储藏皇帝和朝廷所需的各种名贵药材和成药等。朝廷设立的市易务卖药所、收买药材所、太医局熟药所、和剂局和惠民局等,主要负责官府药局中药材的采购和成药的生产与销售等,同时也肩负药材、成药的储藏。宋朝地方州府和南宋时期设立的总领所、都统司、安抚司惠民局,一方面负责地方州府军监、所、司所需药物的生产与销售,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医药的保管场所。泉州、明州、广州、登州等地设立的市舶司,负责海外药材的登记、辨验、保管与押运进京等。为了保证药物质量安全,宋朝政府对医药储藏制定了保管、库存、登记、毁弃等制度,严格执行药物入库和出库检查,严厉打击盗窃、伪造、冒用和盗卖官府药物的非法行径。     

浙东地区“唱新闻”的由来与流传考略

“唱新闻”是一种源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民间口头新闻传播形式,出现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地区,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一种说唱艺术并盛行于象山等浙东地区。浙东“唱新闻”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邸报之兴盛及浙东繁荣的新闻传播活动为“唱新闻”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唱新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丰富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与同源俗文化曲艺形式的民歌和“画新闻”比较而言,“唱新闻”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底蕴深厚、口口相传的传播优势,但在流传过程中也体现出其代表作品少、新闻传播功能减弱等不足之处。近年来,“唱新闻”说唱艺术逐渐向“宁波甬剧”“小热昏”等形式发展演变,同时创新地融合不同剧种和乐器,不断满足新时代民众曲艺欣赏的审美需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保护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