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之政:欧阳修的反思与坚持

经历了“庆历新政”失败和滁州之贬的人生低谷后,扬州之于欧阳修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心灵创伤已基本疗愈,朝廷对他重新予以重用,而扬州作为大都督府州,以及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发运使司所在地的东南重镇,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施政历练。欧阳修的扬州之政,崇尚“镇静为本”,坚持以便民为务,“日询故老”,形成“惟宽与简”的施政风格。这些施政理念渊源于儒家思想与父亲遗训的影响,在以往的仕宦历程中有所实践和积累,并结合了“庆历新政”的反思,在知扬州时期臻于成熟。     

“文章太守”欧阳修与扬州

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而受到攻击、诬陷，扬州是其贬谪的第二站。宋仁宗赏其忠而用其才，但同时惑于浮议，也抑其傲而贬其党。欧阳修在扬州，政宽民安，以“文章太守”建立了历史文化名人与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当以主要精力从事《新五代史》的编纂。     

其奥妙在醒醉之间——欧阳修贬滁心态散论

欧阳修庆历五年十月贬赴滁州,于庆历八年闰正月得治扬州,其贬滁岁月仅止两年。两年之间,撰写诗文达百余篇,且多有名章佳作传世。研讨欧阳修贬滁期间的内心感情世界,以及研味其所撰有争议之作,都不应忽略彼时的险恶政治局势对其心灵的伤害。研究欧阳修贬滁期间的心态,除了看到醉翁之乐,更应看到醉翁之忧;除了看到醉翁之醉,还应看到醉翁之醒;除了看到欧阳公在贬谪之中恪守不为戚戚之文的信条,还应看到其难免忧愤的内心。同时,还更应看到一贬夷陵再贬滁州对其一生的影响。     

欧公居滁无乐考——《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别解

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极力铺陈渲染山水之乐、宴宾之乐、丰收之乐、民俗之乐等各种乐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他同时期的诗中,多写其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而讳言其"乐"。事实上,欧阳修贬谪滁州,背负着"朋党"与"德薄"的双重恶名,隐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创伤。这两篇宣扬"与民同乐"的游记,既表达他醉酒后的狂放与洒脱,更反映其强自振作、强颜欢笑的贬谪心态,堪称"太守之文"的典范。     

汉语语境下“教学”意义的本质特征

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极力铺陈渲染山水之乐、宴宾之乐、丰收之乐、民俗之乐等各种乐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他同时期的诗中,多写其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而讳言其"乐"。事实上,欧阳修贬谪滁州,背负着"朋党"与"德薄"的双重恶名,隐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创伤。这两篇宣扬"与民同乐"的游记,既表达他醉酒后的狂放与洒脱,更反映其强自振作、强颜欢笑的贬谪心态,堪称"太守之文"的典范。     

欧阳修碑志泛览

欧阳修散文中,碑志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欧阳修的碑志可说是“庆历”风云录,“系乎治乱”文。它全面地反映了庆历新政前后北宋政坛上围绕革新进行的激烈斗争,借碑志系统地宣传了革新的思想。这些碑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方式以及文章布局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具的特色。欧阳修的碑志是中唐、北宋中期事实上存在着的变法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欧阳修宗经的学术思想刍议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学术界盛行宗经复古的学术风尚,作为学术界领军人物的欧阳修对圣人的经典也相当重视。与同时代学者相比,欧阳修的宗经思想更加全面而系统,主要表现在确立经典地位、确保对经典阐释的准确性、保证经典性质的纯一性和疑改经典原文等四个方面。他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宗经思想,成为庆历前后这一思想最典型的代表,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有力之强:论欧阳修集古的物质基础

以集古为代表的收藏活动是北宋文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欧阳修开一代收藏风气之先,其物质生活是其收藏活动的坚实基础。欧阳修少孤家境贫寒,收集碑碣源于幼年纸笔匮乏的心理缺失,而他庆历五年开始大规模集古则直接源于他此年俸禄收入的首次倍增,且长期执政的丰厚收入支撑了漫长的集古活动;同时,宦游各地的经历和文坛宗主的影响力也是集古的重要人力基础;此外,欧阳修讳言“有力”的行为呈现出他集古背后的焦虑感。     

论欧阳修“以人为本”的学术思想及对其散文的影响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转型期,"以人为本"是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亮点。在众多庆历学人中,学坛盟主欧阳修"以人为本"的学术思想颇具典型性,而这种思想又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散文理论及散文创作,对宋代散文审美风范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扬州平山堂历史兴废考述

平山堂是扬州重要的文化遗迹之一,是蜀冈上一个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它始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由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建。平山堂在宋代至少被重建五次,以其宏敞壮丽被赞誉为＂淮东第一观＂。元明衰落,被改作司徒庙。清代是平山堂的兴盛期,至少被重建四次。康、乾两代帝王南巡都莅临于此,使平山堂臻于鼎盛。     

北宋学术新变与欧阳修散文创作互动关系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是学风转变时期,同时也是散文风格丕变之时.二者之间在重人情、宗法经典以及从散文创作角度论述学术问题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无论是对中国学术发展,还是对欧阳修散文创作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准确地把握这种互动关系,能进一步开阔欧阳修散文,乃至于整个宋代散文研究视野,更好地把握散文创作理念以及创作风格的生成机制.     

试论欧阳修文献学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欧阳修作为北宋著名的文献学家,他在文献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著特色,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一是＂文＂、＂道＂并重的创作理念;二是丰富多彩的创作特点。可见,欧阳修的文献学是他文学创作的基础。     

欧阳修奉使河东考论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仅在文学和史学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同时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欧阳修曾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四月至七月奉使河东,尽管其奉使河东时间短暂,但他不负使命,不仅坚持保留了麟州建制,而且尽力减免河东路的冗兵冗费,减轻河东百姓负担,举荐人才,整顿吏治,加强军备,为缓和河东路的社会矛盾,巩固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

庆历新政后的七八年间,欧阳修连续四任州府长官,但到了后二任时,他才与当地官员、士人频繁唱和。尤其是到南都时期,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致仕官员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创撰出两代官员之间唱和范例。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杜衍五老会唱和活动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试论北宋元祐诗坛兴盛的原因

宋末元初的诗论家方回在《孙后近诗跋》中说:“近世之诗,莫盛于庆历、元祐。”而比较起来,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的庆历诗坛,其诗歌创作兴盛的局面和所达到的成就,远不如以苏轼、黄庭坚为首的元祜诗坛。那么,元祜诗坛何以兴盛呢?本文试作探讨,以求教于宋诗研究的同行。元祜之前的宋诗发展,我们认为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真宗景德、咸平之际,西昆体为代表,二是仁宗庆历前后,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三是仁宗嘉祜前后,王安石为代表。描述这三个时期的宋诗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诗如何从五代芜杂萎靡的诗风中振起,又如何逐渐摆脱唐诗而形成宋诗的个性,这些,都为元祜诗坛的兴盛准备了前提条件。     

论欧阳修对唐诗的继承及其诗风的形式与得失

文章认为欧阳修主要选择了韩愈与李白作为其诗歌创作的典范，他通过对韩、李二人的学习与继承，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个性特征的诗风，并对整个宋代诗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最后分析了唐诗对其诗风形成的得失，认为前人对欧阳修的贬评，是抱着以唐人为正法眼藏的保守的观点，应从发展的观点看到欧阳修对诗歌艺术发展的贡献     

北宋中后期书坛批评标准的转向——以对颜真卿崛起之评价为切入点

北宋书家对颜真卿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评价,一种以儒家伦理道德的标准来强调颜真卿的人品,进而延伸到他的书法作品;另一种对其书法的评价带有浓厚的道禅意味。前者以欧阳修、朱长文为代表,后者以北宋中后期的苏轼、黄庭坚为代表。文章指出,两种差异性的话语显示出北宋书坛儒家和道释两种评价标准的冲突与融合之处。文章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庆历变法失败后,北宋文人由推行经世致用的儒家精神到摇摆于儒家与道释之间的心路转向所致。     

欧阳修对奇险风格的矛盾态度--兼论其对太学体形成的影响

欧阳修在文风上明确反对奇险怪诞,而在诗风上却十分推崇"奇险"乃至"险怪",这种矛盾的诗、文观念和创作追求,以及他对太学体始作俑者石介既批评又盛赞的矛盾态度,实际上对仁宗庆历直到嘉祐初年形成的太学体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刁窝之雅

正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刁窝"之"刁"为"雕刻"之"雕",即使村头的大石头书写着"雕窝"两个红色楷体大字,但也丝毫不会改变历史赋予刁窝的真实名字。来刁窝之前,查阅《平谷县志》得知,刁窝地处大山深处,三面崇山峻岭而围,一面河水弯弯映照。其进山之路只有一条,远观村落,恰似鸟窝搭筑于山林幽谷之间。又因其地势易守难攻,旧时绿林好汉,多聚于此,落草为寇,划地为王,故统治者贬称为刁民流寇出     

《醉翁亭记》赏析

宋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领导的新政失败,被贬河南邓州.积极参与新政的欧阳修,"慨言上书",一度下狱,后被贬为滁州知州.本文作于他到滁州任上的第二年(1046).他此时的心情和范仲淹应该同样是忧心忡忡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就是以忧愁代替了一切正常的心境,排斥了欢乐.这一点我们在分析<岳阳楼记>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欧阳修却没有像范仲淹那样"进亦忧,退亦忧",他在<晚泊岳阳>中这样写: